李鸿生：跟随名家学会读书

李鸿生

读书天台上养的鹦鹉。

松狮犬是这个书香之室的宠物。

李鸿生部分著作及他为读者推荐的好书。

天台上辟出的一方天地，采访就在这里进行。

采访李鸿生的那天，我们来到广府文化研究会设在中山大学北门外不远的办公室。没想到珠江南岸林立的现代化高楼中，竟有这样一个古色古香的文化空间。穿过摆着文房墨宝和典籍书画的厅堂，我们走上养着池鱼和鹦鹉的天台，还有一只硕大的松狮犬卧在一旁，与我们一起静听李鸿生给我们讲述他随大师读书的故事。他用四个字来总结自己的读书之路：“感恩”和“结缘”。

三从名师，此生有幸

“说起来真逗，当年我在中山大学读书时，文科除了外语，就是文、史、哲三个系。我的三位导师刚好分别是文、史、哲的名师。”年过花甲的李鸿生，如今只要谈起当年随名师读书的轶事，便像个孩子一样开心。

对李鸿生产生影响的第一位导师是金应熙教授。李鸿生在中山大学上学时，金应熙是历史系主任，虽没有给李鸿生上过课，师生之间的缘分却在李鸿生毕业后延续。1975年，金应熙主持编纂《简明中国通史》，把正在阳山县当乡村教师的李鸿生借来，参与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金应熙是香港大学的高材生、史学名家。他要求学生博览群书，开阔视野，在世界史的范畴内思考中国历史，掌握第一手的最新资料。这一治学方法是对李鸿生莫大的启发，也是莫大的挑战。“什么叫最新材料？我今天看的东西明天可能就不是最新的了，所以最后那套书没法正式出版，因为总是根据新材料不断修改。”《简明中国通史》最终以内部发行的方式，成为恢复高考后的广东高校历史系教材。

对李鸿生影响较大的另外两位导师是哲学系的夏书章教授和中文系的吴宏聪教授。上世纪80年代，李鸿生参与管理工作，便去向夏书章学习管理知识。夏书章以一个行政管理学家的睿智教会李鸿生如何设置目标、制定计划和讲求效率；而吴宏聪的治学方法对李鸿生从事丘逢甲研究颇为重要。吴宏聪秉持学术严谨，谆谆教导做学问不能推论和想当然。这些理念让李鸿生在研究当时有争议的丘逢甲时，更加严谨，言之有理、持之有故。

李鸿生也曾直接或间接地向杜国庠、梁方仲等老学者学习读书和研究的智慧。例如他虽然没有见过杜国庠，却接触到杜国庠“博而后约、广中求深”的读书方法。觉得杜老要求年轻学者在广博的阅读以后才去比较和选择，非常适合自己。 “所以说起读书，这辈子跟随名家是我很大的幸运。就像学书法一样，学其上者得其中，学其中者得其下。”

研究丘逢甲，诗多文少是难点

李鸿生擅长研究近现代人物，又以丘逢甲研究最为擅长。回忆起自己在丘逢甲研究上的起步，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80年代初，国内出现了重新评价丘逢甲的声音。广东的老革命家杨应彬向李鸿生提及此事，认为丘逢甲抗日保台，在甲午战争中组织义军抗击侵略，又留下不少诗句，值得好好研究。长期以来，由于连横所著的《台湾通史》中对丘逢甲的评述影响较大，所以学界对此人的评价一直有失公允。

说到丘逢甲研究的难点，李鸿生认为一方面是人们先入为主的观念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丘逢甲诗多文少，客观上造成了解读的模糊。“诗歌与文章不同，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不同人对同一首诗都有不同理解，不像文章的主题摆那里，那么明确。”所以研究丘逢甲，除了要熟悉历史，还要有文学功底，所幸的是李鸿生不但有历史功底，而且三十年来跟着著名现代文学研究学者吴宏聪坚持研究，已经取得了像《丘逢甲研究》、《丘逢甲集》这样的成果。

李鸿生感到丘逢甲研究完全可以、也应当继续下去，只是苦于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个课题并不是那么感兴趣，颇有些后继无人的感慨。他特别提到，丘逢甲研究不仅是一个人物研究。它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包括近代中国由盛而衰的历史和原因以及台湾的历史。丘逢甲如今在两岸都是受到崇敬的人物，在台湾有逢甲大学、逢甲公园和沧海亭等等，在广东有丘逢甲研究会。“年轻人如果谁愿意来做丘逢甲研究，我愿意无偿提供资料。”

读传记首要学做人的道理

李鸿生戏称自己是一位杂家，博览群书之间，最喜欢读名家传略，特别是80年代出版的一批书籍是他的最爱。这些传记大多是名家写名家，或者名家自传。“这些东西有什么好处呢？做学问首先是做人，你应该看人家之所以成为大家，是如何做人的，里面谈到读书的心得，治学的方法，都是可以好好品味的。”

“我的书房是长条形的，五个书架连在－起，每个书架高2.7米，长80厘米。”或许很少人会用这么精确的语言去描述自己的书房，只是这五个书架并不能满足李鸿生藏书的渴望。他还买了许多塑料储物箱来放书，甚至连床上都堆满了书。平日的他喜欢在书桌前做学问，休息时远眺风景；做学问之余，他喜欢躺在床上看各种各样的书刊杂志，甚至会熬到夜里两三点，“家里每本书上都留下我的指纹”。只是如今因为身体健康的原因，不能再那样“嗜书如命”。

说起读书的诀窍，他认为多读目录、序和跋是很重要的。书海无涯，不可能每本都看完，就可以借由目录、序跋了解书的基本内容与结构。他更是把人的大脑比作中药铺，分成许多格子。人需要在广博的阅读之间填满不同的格子，然后时刻保持更新，接触最新的信息，这也是他当初从金应熙先生学习到的心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需要大量的信息。”

谈广府文化，哪里是中心不重要

李鸿生和广府文化结缘是从90年代开始的。他回忆说，改革开放之后，广东学界开放的第一步是重新评价康梁。在1983年就召开了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戊戌变法重新定位。结识一批海外学者。后来到了90年代，访问台湾时，因为自己是潮汕人，又长期生活在广州，便有学者提议他做岭南文化和闽南文化的比较研究。台湾学者的思路引起李鸿生给予广东本地的文化传统更多的关注。那时候还没有提出“广府文化”这个概念，只有岭南文化一说。“广府文化明确提出系统研究的起步比较晚；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广府文化是岭南文化最主要的民系的文化，其研究其实已经存在了很久。”

采访接近尾声，他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几本有关广府文化的书籍，推荐给刚刚开始关注广府文化的读者，分别是陈泽泓的《广府文化》，胡守为的《岭南古史》，以及李权时主编的《岭南文化》等。近年兴起广府文化热，各种学会不断涌现，学术观点也各不相同，例如有学者认为肇庆是广府文化的发源地，而另一些学者认为从当代角度出发，认为广州是毋庸置疑的广府文化中心。在李鸿生看来，这些观点应该发展成一种良性的学术竞争。“广府文化要扎扎实实从基础做起，不要去争论哪里是中心，认真研究以后自然会有结论。多种研究、多种意见是有好处的，要辩论就要准备，就要去阅读材料，但是不要互相排斥，学问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影响的。”

本版采写信息时报记者 冯钰 实习生 徐培木

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陈文杰

书房主人

李鸿生

研究员。广东省社科联原党组成员、主席团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广东历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广东丘逢甲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广府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广东老教授协会常务副会长。曾参与恢复广东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和创办广东社会科学大学工作。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研究广东近现代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