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奔:作家要“我手写我心” 莫言若功利得不了奖

中新网北京11月11日电 (记者 张中江)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廖奔11日表示，戏剧大师曹禺晚年的创作困境给人的启示是：作家要“我手写我心”，选择自己熟悉的题材。谈到刚刚获诺奖的莫言，廖奔认为他的写作接地气。而且如果他一开始就奔着诺贝尔文学奖，带着功利性去写，那肯定不能得奖。

廖奔当天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以“曹禺的苦闷——曹禺百年文化反思”为题，对公众做了一次讲座。

作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著名剧作家曹禺二十出头就凭借《雷雨》一鸣惊人，此后短短的几年中，又连续推出《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作品，一举奠定自己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但令外人惋惜，也让曹禺本人颇为苦闷的是，在其后半生的岁月中，一直没有再创作出令人满意的佳作。

11日的讲座即由现代文学史上的“曹禺现象”开始。

曹禺为何“江郎才尽”？ 廖奔：局限于自我感知

廖奔介绍说，著名作家万方，目睹了父亲曹禺晚年的痛苦。曹禺经常问她：“为什么一个字我也写不出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那个劲，好像不太行了。”

但曹禺又不甘心，他对女儿说，“我要写东西，我非写不可。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不过，尽管曹禺后期构思了很多作品，比如还曾想过写孙悟空，但都是写着写着就停止了。

万方曾表示，父亲年轻的时候真是十分自信，老了以后，那种自信却不知去向。

曹禺的朋友们也对他的创作状态表示担忧。巴金曾写信指责他，希望他少开会，多给后人留点东西。

画家黄永玉则直言不讳地说：“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

谈到曹禺后半生“江郎才尽”的原因，廖奔表示，一般来说，大家认为，曹禺是在解放之后写不出佳作的。而自己经过研究发现，早在抗战时期，他就开始了创作转向。曹禺的新作品开始受到人们的指责，认为他没有达到以前的高度。

在廖奔看来，曹禺的悲剧在于，他具有“高个体性”和心灵度的经历与写作，缺陷在局限于自我感知。他的长处是通过家庭看社会，用家庭关系揭示人物心灵世界，对社会与时代的覆盖力却不足。曹禺想使自己的作品听命于时代的需求，但他却不尽懂得社会。

廖奔认为，“曹禺现象”给今天作家的启示是：我手写我心。创作要听命于时代精神，但是不能直接听命于主题和任务。要写自己熟悉的，直接出自个体生活阅历与感悟的题材。

尽管曹禺已经离世16个年头，他的作品仍然在不断上演，在海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其中仅话剧《日出》，他生前供职的北京人艺，就曾经排过多个版本。饶有趣味的是，2000年版的《日出》颇具实验风格，但到了2010年，也就是纪念曹禺诞辰百年的时候，同一位导演任鸣，却选择了致敬经典，老老实实复排《日出》。

当天记者就此向廖奔提问，他回答说，在艺术上应该允许各种尝试。正如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百个导演有一百个曹禺”，可以做各种实验。

在采访过程中，当记者提及表演艺术家李默然去世时，廖奔表示自己尚不知情，“(李默然)前几天还好好的”。

数度提及莫言：若开始就奔着诺奖，他肯定得不了

一个月前，著名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引爆中国文坛。“莫言热”也延伸到文学之外的多个领域，成为人们口中津津乐道的话题。

11日当天的讲座中，廖奔亦数度提及莫言。他先是提到，获奖后的莫言很清醒，想让喧嚣赶快沉寂下去，尽快回到书桌前。

随后廖奔谈到，曹禺晚年创作上陷入困境“不接地气”，不像莫言“一直在高粱地里”。

讲座中说到作家具有的独特感受时，他认为，就像莫言写《红高粱》那样，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出来。

廖奔还表示，现在很多剧团面临困境，转企改制后得不到资助。为了生存，这些剧团会接一些英模戏之类的任务。但那些直接的主题先行和分配任务的写作，很难出精品。作家带有功利性去写作，也往往难以成功。莫言当初写作时要是奔着诺贝尔文学奖，那肯定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