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玉器初现戎马之气

许宏

“超级国宝”绿松石龙形器，由2000余片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

玉璧戚

嵌绿松石铜牌饰

位于“天下之中”——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其文明之光自1959年被重新发现以来，已书写下众多“中国之最”。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里出土了大量玉器，最近几年，更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及堪称“超级国宝”的早期龙形象珍品——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因此，二里头玉器可谓是夏代玉器的代表性形态。本期特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博士详解二里头玉器发掘背后的故事与这一阶段玉器所独有的文化内蕴。

文／图：记者 江粤军

大家简介：

许宏，1963年7月出生，辽宁省盖州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二里头工作队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主要著作有《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最早的中国》等。

高级贵族墓出土巨型绿松石龙形器

凭传世文献“摸”到二里头，是20世纪前半叶活跃于学术界的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的伟大功绩之一。上世纪50年代，为从考古学上探索夏王朝，七十多岁高龄的徐旭生先是把成书较早、可信度较高的上古文献中关于夏王朝都城和主要活动地域的记载加以梳理，后又按图索骥率队前往河南寻找“夏墟”——偃师二里头遗址就是这次调查中最重要的收获。此后一批批考古工作者的发掘，也证实了徐旭生在调查报告中有关二里头“当时实为一大都会”的猜想。而许宏是在1999年接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的。

作为第三任队长，许宏与他的队友们继续发掘着二里头埋藏的新的“中国之最”——最早的城市道路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车辙痕迹，但最令他兴奋的，应该算是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的出土。“在学术界，绿松石一直被作为文化意义上的‘玉’而受到关注。在二里头时代，它也的确与玉器一样，作为高端消费品为贵族阶层所使用，具有身份象征的意义。”而这件绿松石龙形器正是出土于二里头宫殿区最高等级的贵族墓中。

“2002年4月，在发现这座编号为2002VM3的大墓后，我们充满了期待。”他说。随着清理的深入，许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绿松石片从墓主人的肩部开始，直到胯部一带，断续分布，总长超过70厘米。3号墓的绿松石片没有铜质背托，又极为细小，每片仅有数毫米大小，厚度仅1毫米左右。”这也给清理带来很大困难，甚至用嘴吹去其上的土屑都可能使绿松石片移位。最终许宏决定，先整体起取后再清理。4天后，墓主人与覆盖在他身上的大型绿松石器终于被整体起取，并与许宏“同居”了一个多月才被运到了北京。

由于种种原因，揭盖工作则拖到了2004年夏天。当年8月，当一条保存完好的绿松石大龙出现在许宏面前，他顿感此前一切丰富的想象与推断都变得黯然失色。“龙身长 64.5厘米，中部最宽处4厘米。距绿松石龙尾端3厘米余，还有一件绿松石条形饰，二者之间有红色漆痕相连，由龙首至条形饰总长70.2厘米。当你从上面俯视这条龙时，你感觉它分明正在游动；当你贴近它硕大的头与其对视时，它那嵌以白玉的双眼分明在瞪着你。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是十分罕见的。有学者认为，绿松石龙形器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这一出土于‘华夏第一王都’的碧龙，才是真正的‘中国龙’。 ”

确立大型片状有刃器

为主体的礼玉制度

除了绿松石，二里头也大量出土其他材质的玉器。贵族墓中出土的大型玉刀长达60多厘米，玉璋器高在50厘米左右，这些大型玉器，气势恢宏，前所未见。

许宏表示，二里头所在的嵩山周围、洛阳盆地一带，在龙山时代并无使用大型玉器的传统。“从出土玉器的墓葬中随葬品组合情况看，大型有刃器中的玉钺见于所有的墓，玉刀也较多。较大的墓中都随葬三件有刃器，但各自的组合则不一致。小型柄形器的使用则较为普遍，可知身份较高的贵族墓中，柄形器是不可或缺的，可能是一种祭器。”而大型有刃器的特点，则显示了它们的“身份”应该是礼器。许宏举例道：“在二里头文化中，一种两侧边缘有扉齿的钺很常见。这种钺一般称为戚。玉戚中又有一种璧形戚，或称为璧戚。整体近圆，中有大孔，齿状外弧刃，更富装饰意味而不适宜于装柄，应该是祭祀或礼仪活动中手持的礼玉。”

他进一步强调，大型、片状、有刃，构成了二里头玉器的主旋律。“二里冈时代及其后，玉器更进一步趋向军事化和实用化。当烈火铸就的贵金属——青铜被塑成温文尔雅的礼容器，温润可人的玉却隐隐地呈现出某种杀伐之气，‘祀与戎’这两件‘国之大事’，就这样被和谐地融入初期王朝金玉争辉的礼仪制度中。”

绿松石龙头开商周青铜兽面纹先河

关于绿松石龙形器的文化功用，到现在还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应是一个在红漆木板上粘嵌绿松石片而形成的“龙牌”，随葬该器的高级贵族应为宗庙管理人员，“龙牌”是祭祀场合使用的仪仗器具。也有人认为这是早期的旌旗，其上装饰升龙的形象，以死者生前所用旌旗覆盖于尸体之上，应是早期旌旗制度的反映。《诗经》中记述周王祭祀于宗庙，有“龙旗阳阳，和铃央央”的场景描写，其中“龙旗”与“铃”并列对举，与该墓中龙牌与铜铃共存的情况颇为契合。墓主人应是巫师，其所佩龙旌具有引领亡灵升天的意义。

在许宏看来，绿松石龙头与一件出土于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陶器盖上的刻画兽面纹之间如出一辙的相似性，有力地证明了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的以新砦遗址为代表的遗存是由中原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演进的过渡期文化，可以看做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至于以往出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或稍晚的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上的图案，大部分应是绿松石龙尤其是其头部的简化或抽象表现。

“众所周知，盛行于商周时代青铜器上的主题纹样，长期以来被称为‘饕餮纹’。但也有不少学者以较为平实的‘兽面纹’一词取而代之，更有不少学者指出这些纹样的主题大部分应是龙纹。随着早期王朝社会文化的整合并逐渐臻于全盛，本来具有多源性特征的龙形象也规范划一，并逐渐抽象化和神秘化，作为‘饕餮纹’固定下来，成为最重要的装饰主题。而以嵌绿松石铜牌饰为代表的二里头所见兽面纹，开了商周青铜器上兽面母题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