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至死没离开秦城监狱：为美容每天吃三根黄瓜

何殿奎在北京寓所。摄影/ 甄宏戈

放风和看病

黄吴李邱唯一享受的特殊待遇，要算放风。

天气好的时候(周末除外)，犯人每天都要放风。监区里有专门的放风场，但这4个人不在狭小的风场里放，而是在院子里的小路上放。

按习惯，黄永胜在楼东边的小路上，李作鹏在西边小路上，吴法宪则在中间来回走。邱会作不爱出来放风，他有胃病，“老嚷不舒服”。

放风的时间也是错开的，犯人绝不能互相照面。但具体时间和长短，一般不加限制。冬天一般在太阳好的上午，夏天则在凉快的晚饭之后。通常，何殿奎先安排黄永胜放风，然后是吴法宪，再是李作鹏，最后是邱会作。

在长期的相处中，何殿奎逐渐摸熟了这几个人的脾气。

在他眼里，黄永胜爱摆“老革命”的资格，有机会就要向工作人员发泄不满，而且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所以，他告诫下属，要“知而不理”，如实向上级反映就行了。他印象中，黄在生活上“比较讲究”，经常挑剔伙食，对不爱吃的东西不仅不吃，还说什么“不让人活下去”，甚至绝食过。

李作鹏则很“沉闷”，不爱跟工作人员说话，但是很服从管理。放风时让他停就停，让他走就走；一日三餐，给多少就吃多少，如果问他够不够，他的回答就一个字“行”，就好像“没有任何意见的机器人”一样。

实际上，这个看似没有意见的人，却在自己的回忆中透露，他悄悄在床底下藏了一件白汗衫，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诗和回答审问的提纲(发给犯人的纸都是编号的，必须全部收回)。

但对此，何殿奎却认为没有可能。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监狱一周要对监房进行两三次检查，一般在犯人放风时查，怎么可能藏得了写满字的汗衫？

在何殿奎看来，4个人中最不爱说话的是邱会作。他永远只说，“我今天胃不舒服了”，或是，“我要吃软一点的食品”。

其实，邱会作远非无话可说。多年后，他在自己的回忆中用了很多狠话来形容这里的生活，同时也记录下了别人对他的好处。比如，为了解决他冬天不吃冷食的问题，监狱专门设有电炉子给他加热食物。而且，有的监管员不仅将饭菜加得很热，还是跑步送来的。

但何殿奎认为，好话也不是事实——没有电炉子加热之事。

至于吴法宪，何殿奎总结他有两个特点：一是对工作人员总是毕恭毕敬的，叫他怎么着就怎么着，没有丝毫不高兴的表现；二是有心事总爱说出来。

吴法宪有胆结石，何殿奎曾连续三次带他去北京医院找专家检查。因为有可能动手术，吴法宪精神非常紧张，再加上《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提到了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勾结，他心情低落，跟何殿奎谈到了“党和政府是否还能给出路”的问题。何殿奎回答他，“给出路是党的一贯政策”。吴法宪听后，带着“非常感激的表情”给他鞠了一躬，说自己放心了。

吴法宪在自己的回忆中，详细记述了整个手术的经过，而且写道：手术后，他躺着无事就想请护士帮忙找两本小说看看，但是管理员硬不同意。“这个管理员是秦城监狱中态度比较坏的一个，动不动就训斥‘犯人’。”

对此，何殿奎笑着回应，吴法宪可能把这次看病跟在监狱外的某次看病记混了。因为，医生最终决定，采取保守疗法，根本就没有动手术。面对《中国新闻周刊》的再三追问，他非常肯定地说：吴法宪在整个秦城监狱期间，都没有动过手术。

两人的回忆有很大差距的还有一处。吴法宪在回忆中写道：有个警卫战士对他特别好，有一次在聊天中告诉他，他已经被开除了党籍。吴法宪震惊之余去问监管人员，牵连到这个战士被撤换，其他人也都对他变了脸色。他在书中对这个不知名的战士表达了自己的歉疚。

但何殿奎认为吴的回忆有误：“战士能知道什么开除党籍的事？”他清楚记得，事情的起因是，吴法宪跟一个战士聊天时，战士无意中说到，自己家乡石家庄附近有一个导弹基地，他爸就在那个基地上。吴法宪主动向值班人员报告了战士的“泄密行为”，结果导致看守他的一个班被整体调走了。至于吴法宪为什么要主动报告？“这就不知道了。他好像说，他就是怕泄露国家机密吧。”何殿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江青之死

在秦城监狱度过4个寒暑之后，1980年11月，“两案”公审在即。

11月19日晚，10名被告——林彪集团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和江青集团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吃过了晚饭，换下了黑色囚服，换上了一套新发的灰色衣裤。

天黑之后，一个由30多辆车组成的车队，从秦城监狱浩浩荡荡出发了。每个被告乘坐一辆车，前后各有一辆备用车，以备车坏时替换。沿途早已戒严。

何殿奎坐在黄永胜所在的车上，处于车队的前方。驶到小汤山西边的白山时，要经过一个大转弯。他回头望去，只见车灯闪耀成一条长龙，望不到尾。

车队过小汤山，西拐到沙河，过沙河大桥，到北太平庄，往东进安定门，过美术馆，走南池子，抵达了位于正义路7号的公安部。

10名被告被安置在公安部北大楼一楼由办公室临时改成的10间宿舍里，离公审的大礼堂只有50来米远。

何殿奎是这次看管被告的两个总负责人之一，负责值后半夜的班。12点交班时，他发现江青还没有睡觉，在屋里来回走动。他担心她第二天会以有病为由抗拒出庭，要求她必须睡觉。他告诫说：“如果你到时候耍赖的话，我告诉你，我们抬也得把你抬到法庭上去，好让全国人民看看你的表演。”江青回答说，确实睡不着。何殿奎让医生给她吃了安眠药，不久她就睡着了。

第二天，特别法庭开庭。经过近两个月的审理，于1981年1月25日进行了宣判。黄永胜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李作鹏、吴法宪被判处17年，邱会作被判处16年。

从1971年被捕，到1981年判刑，4人已被关押10年，均已超过刑期的二分之一，因此，宣判当年就被保外就医，于八、九月间出狱。黄永胜被安排到青岛，吴法宪到济南，李作鹏到太原，邱会作到西安。

江青则于1984年保外就医，但没有离开秦城监狱，只是在监狱内换了一个地方。“出去的话，谁能管得了她啊？”何殿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监狱二门里，有一个独立的小院，原来是战犯洗衣房，有100平方米左右，战犯全部释放后一直空置着。此时经过装修，被隔成了三间屋子，用以安置江青。最东边是活动室，有电视，中间是工作人员的值班室，最西边是江青卧室，带卫生间。卧室和值班室之间的隔墙一米以上全是玻璃，江青的所有活动都看得清清楚楚。一个4人小组24小时值班，看护江青。

何殿奎虽然没有直接看管过江青，但是他是参加监狱办公会议的成员之一，对她的情况多有所知。

从个人来说，他对江青一直比较反感。江青还在台上时，他曾见过她两次。

第一次是1974年1月，中央和国家机关在北京西郊体育场举行万人批林批孔大会，何殿奎是秦城监狱的两个代表之一。他至今清楚记得会上的情形。“昨晚我给总理打电话，让他通知郭(沫若)老参加大会。”江青说，然后对着观众席大喊三声：“郭老来了没有？”有一个人(何估计是郭的秘书)从西北角上站起来说：“来了！”何殿奎当时就跟同事嘀咕，江青这人怎么这样疯啊。

第二次是在1976年8月的唐山大地震抗震救灾表彰会上。会议结束后，江青从后面跑过来，高喊三声：“马克思主义万岁！列宁主义万岁！毛主席思想万岁！”没有一个人响应她。何殿奎对她的印象更坏了，觉得这样一个人不配当主席夫人，“主席夫人应该是一个很稳重的一个人”。

江青搬到“战犯洗衣房”后，每天要吃三根新鲜黄瓜，据说是为了美容，保持脸部有光亮。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到监狱菜地里去现摘，问何殿奎收不收钱，他说“算了吧”。菜地是由外面调来的劳改人员栽种的，他负责管理这部分劳改人员。

1991年5月13日晚，江青照常上床睡觉，却再也没有醒来。值班人员早晨发现她时，她的身体已经变硬。她经过精心准备，攒下安眠药自杀了。

江青去世后不久，新华社于6月4日发布了她的死讯：

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一九八一年一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九八三年一月改判无期徒刑，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保外就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