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作记

[英]诺曼·莱布雷希特

“和格林一起度过的那个上午，是我这辈子最愉快的时光。”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搞清楚，原来我阅读生涯中最崇拜的两位作家出生于同一年。我越是重读他们的作品，就愈发感受到意想不到的汇聚，尽管这两位划时代的讲故事高手从未谋面，甚至不承认读过彼此的作品（这一点我当面问过）。

他俩都是不断变化的品味的牺牲品。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197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如今早已远远落后于潮流，以至于英国出版商不在乎他的书是否绝版，更别提引进法国记者写的辛格传记的版权了。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没得成诺贝尔奖，据说要归咎于某个评委醋意大发。不过格林又再度热了起来，他的书不断有新鲜封面的平装本问世，他的私生活引出了许多肉欲的回忆，其中盖棺定论的要数诺曼·雪利（Norman Sherry）那本脚踏实地的传记。当我缠着格林问一些事实细节时，他笑着说：“别问我嘛，去问雪利。”

当记者的一大特权，就是只要坚持，你可以见到任何想见的人。1984年我和格林度过了一整天，漫步在他战时常去的地方。1983年我和辛格度过了一天一夜，在魔山的星空下畅谈。这二位都是出名的“作”。格林在出版商的压力下答应接受采访，因为书当时卖得不太好。采访辛格时他正好闲得无聊，他太太阿尔玛每年夏天都拽着他去无比乏味的瑞士度假屋过上六个礼拜。

我在丽兹饭店接了格林，带他去斯诺顿勋爵（Lord Snowdon）那儿当肖像人物。在车上，他自己透露了斯诺顿勋爵是他1966年离开英国时欠下的最后一个会面，之后他每年仅回国四五次探望家人。当我提出去“格林之原”（编按：Greeneland，圣詹姆斯公园的后街，格林在灯火管制期常和军情六处的间谍同事去那儿喝上几杯）走一圈，他欣然同意。他的记忆中完全没有逸事，只是谈论气味和视线、身体感观和忠诚的问题。最后我们走进了一家昏暗的酒吧，开始争论塔木德经里的基督教指涉。

辛格在他宾馆的前台逮住了我。“《泰晤士报》来的？”他问，“正统派学徒？”他不知从哪儿看出来我上过犹太教神学院。晚上我们坐在阿尔卑斯山脚下。虽然他已经五十年没有看过任何宗教书籍，但每当我引用任何一句经文的开头，他都能用阿拉姆语补充完整，然后背诵之后半页的内容。他和格林一样，追求一种普世的原则。我们闲聊到蟋蟀时，他突然来了一句：“人对动物就是纳粹。”于是一夜之间，我成了素食主义者。

表面上看，这两位作家的背景大相径庭。格林生于1904年10月2日，他父亲是未来的伯克汉普斯特德学校校长，自然望子成龙。他弟弟后来当了BBC的总监，他侄子当了大英博物馆的主席。1904年7月14日辛格生于波兰华沙，是一位贫穷拉比的第三个孩子。他的哥哥约书华和姐姐埃斯特后来都成了作家，分别住在纽约和伦敦，他的弟弟和其他家人则惨死于纳粹铁蹄下。

格林为《泰晤士报》工作，辛格在跟着约书华去美国前为一家稿费少得可怜的意第绪期刊写稿。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口音，几乎不会用口语对话。他一生所写的语言，是大部分人以为已经死了的。

能将这两位作家结合起来的，是一种没有疆界的传统。辛格说他继承了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事风格：“有一个人。他住在某个地方。有一天发生了一些事。”格林则引用狄更斯和康拉德——“灾难性的影响……我得停下来不再读他的书。”两位都不爱读那些将人物置于情节之上的现代作家。辛格在我提到索尔·贝娄时嗤之以鼻，贝娄在1953年翻译了他的《傻瓜吉姆佩尔》（Gimpel the Fool），这是他的作品头一回在英语世界中亮相。格林在听到约翰·厄普代克的名字时皱了皱眉，“一个喷香水的作家”。

两位都自称音盲，从不听音乐。他们说话的音调没有太多起伏，格林犹犹豫豫口齿不清，辛格兴奋的时候声音发抖。但他们两人的文字充满了节奏韵律，行云流水般顺畅，能让任何作曲家嫉妒得发狂。辛格的杰作《奴隶》是《威尼斯之死》后最有保证的欧洲中篇小说。他的家庭传奇也许可读可不读，但他的回忆录《在父亲的法庭上》（In My Father's Court）独一无二，召唤了一个被遗忘的世界；他的半自传《肖莎》（Shosha）有力而同情地刻画了一位1930年代充满矛盾的女性。

辛格的名声（或者说存留至今的名声）被一部电影给玷污了。1983年芭芭拉·史翠珊主演的《燕特尔》（Yentl）改编自辛格的同名小说，辛格痛恨这部电影，小说讲的是一个女子生活在两性之间，既想保留女性的完整性，又想承担男性的宗教职务，电影是对小说的微妙性的拙劣歪曲。另外两部改编电影是米纳罕·戈兰导演的《卢布林的魔术师》（Magician of Lublin，1979），保罗·马祖斯基导演的《伪情半生》（Enemies，1990），幸好他们都没有史翠珊那么大的影响力。

格林爱把自己视作银幕专家，他有时写影评，还亲自为《第三个人》、《布莱顿硬糖》、《哈瓦那特派员》和《堕落的偶像》写了剧本。我们见面那会儿，他正在为布莱顿艺术节筛选十七部根据他小说改编的最佳影片。然而格林和辛格一样，被电影给歪曲了。尽管特瑞沃·霍华德（Trevor Howard）在《问题和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1953）中的表演可圈可点，《人性的因素》（The Human Factor，1980）是导演奥托·普雷明格（Otto Preminger）和编剧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的天作之合，但这两部影片都没有传达出格林小说人物的道德分裂，正是这种分裂使得格林笔下的人物亦正亦邪。

格林和辛格的共同遗产，是一种不受行动驱策的艺术，而受到一种在道德含混处境下人性的挣扎和超脱的理念驱策。今天很少有作家还在描写这种灰色地带，反讽和讽刺文学的泛滥使得人性挣扎消失了，而且否认了超脱的存在。诡计和荒诞能够博眼球，简洁而引人入胜地去好好讲一个故事，却被评论界贬低了。

故事会回来的，它总能够回来。

（盛韵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