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继雄：千笔万笔始于一笔

本报记者 李君娜 许光耀

从无师自通的油画家到听从内心声音“转型”成为国画家，从师从谢稚柳到阅遍中国古代书画成鉴定名家，劳继雄用“幸运”两个字来形容自己的艺术生涯。

时间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他是浦东周浦附近小有名气的专画“毛主席”像的小画家。之后，他是上海博物馆里学习古画和鉴定的知识青年。机缘巧合，他成为谢稚柳的学生，并作为谢稚柳的唯一助手成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里的“小先生”。书画鉴定工作历时八年，过目历代名家书画达十余万件，同在这个组里的还有徐邦达、启功等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而他在研究古人笔墨的同时，自己的笔墨也已经颇有建树。上世纪90年代在美、日、瑞士、中国内地及台湾等多地举办画展，作品为多家博物馆、美术馆收藏。如今，他发表的《鉴画随笔》《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等专著，将自己多年所学反哺于艺界。

世界华人收藏家盛会结束的当晚，作为特邀嘉宾出席的他返回上海接受本报采访。他始终强调自己是“幸运”的，但娓娓道来时，眼前看到的分明是一位一笔一笔认真学传统的山水画家、一个一笔一笔严谨观古画的鉴定家。

从“杂学”到“精学”

记：您是如何和画结缘的？

劳：小时候在南汇周浦，文革开始后，不让念书了，就开始画油画。那时，学校叫我去画一些文革题材的画。前两天在我同学那里看到我在1967年画的第一张油画，叫《娄山关》，画的是毛主席，整张画有两层楼那么高。这张画让我“一炮打响”。 1968年，我插队落户到郊区，经常被请到别处去画宣传画。去一次，地方上会给我三块钱的报酬，我把钱交给生产队，生产队就会给我发两毛五分钱再记上10个工分。我很满足，因为这让我在劳动之余有了更多画画的机会。

大约两年后，县里组织绘画创作班，把我调了过去，我创作了《乡邮员》和《农村草药房》两幅国画，得了不少奖。1972年，上海博物馆来南汇抽调30个知识青年，我有幸被选中了。博物馆让我从艺术品复制和艺术品鉴定两个岗位中选一个，我选择了鉴定。刚进博物馆，我就被安排去整理当时的抄家物资，当时很多画都放在一个仓库里。那是冬天，我白天跟着老先生们学习怎么看画、挑画，晚上就把其中的画带回宿舍挂起来，再泡上一桶热水一边泡脚驱寒一边临摹。后来我又被派去陕西临摹复制唐代壁画的真迹，临摹让我对古画的线条和笔法有了直观的感受。

记：您是谢稚柳先生的学生，“名师出高徒”这句话在两位身上得到了验证。

劳：我很幸运，当时的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说，要在古画鉴定上有所成就，必须跟着谢稚柳学习。他带着我拜访了谢稚柳。 1979年底，谢稚柳对我的绘画和鉴定能力表示了认可，我也通过了正式考试，成为他的研究生。他交给我两个任务：第一是读书，他指定了好多书，从唐代的历代名画记一直到清朝的书，让我边读边写读书笔记，他来检查和修改；第二是让我看画，他要求他的学生从“四王恽吴”开始，把历代名家一家一家地看过去。看的时候，他让我把某个画家的画全部集中起来，列一个表格，对着实物看画家各时期的作品。看多了，就对画家个人风格了然于胸，也就能把个人风格中归纳出整体的时代风格。有时我们看到一幅画，虽然上面没写画家名字，但可以一眼就看出画的年代。谢老说：“千笔万笔始于一笔。 ”我们所研究的，就是画家绘画时最初的那一笔。碰到谢老前，我之前的学习好比“吃大锅饭”，学的东西很杂。拜师谢老后，我吃上了“小灶”。

从“小先生”到“老先生”

记：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在业界颇有影响，您是小组成员中最年轻的一个。

劳：1983年，国家成立了中国古代书画巡回鉴定组。谢稚柳、启功、徐邦达等都是70岁以上的老先生了。除了老先生外，鉴定组还有三个“小先生”，即从北京、上海、辽宁各抽调一名鉴定人员作为老先生们的助手。我当时被选为谢稚柳的助手，另外两位助手的年龄都超过了50岁，我33岁，年纪最小，很多人也因此对我的能力产生了质疑。鉴定组的工作持续了8年，其他“小先生”因为承受不住这份工作的辛苦中途退出，只有我一直做到了最后，而且做得最好，成为了“小先生”里的“老先生”。

记：这八年，最难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劳：要坚持八年本身就很难。我做了两三年以后，博物馆的领导希望谢稚柳把我换掉，换一个人也可以再多培养一个人。谢稚柳拒绝了，他说：“你以为小劳每天在玩？他工作得非常辛苦而且非常优秀。 ”我们当时每天上午看画，下午老先生们休息我们整理材料，晚上再去老先生那里汇报情况。由于压力大，每次工作都会紧张，结果就引发了胃病，经常要去医院。

八年里，老先生们的学识和为人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是我最大的收获。每个老先生的鉴定方法都不一样，我就会把这些方法都归纳起来。我刚涉足鉴定领域时觉得这项工作很方便，真假随口就能说，但学得越深，就越不敢轻易下结论。谢老说这是我进步了。因为绘画本来就是很随意的艺术，画家的年纪、周围的环境、心情好坏都会让同一个画家画出不同的作品。

从“好画”到“真画”

记：既是画家又是鉴定家，在您看来，这两者的关联是什么？

劳：画家不一定是鉴定家，只是比较容易成为鉴定家而已。普通的画家对画都会有自己的偏好，鉴定家不能有，必须客观。但是对于不熟悉的、不懂的，我们也不能不懂装懂。有人拿来石鲁的画请我鉴定，我说画得很好，但是我不懂，所以没法鉴定，鉴定家不要轻易下结论。但一张好画都是有气韵的，模仿者只能刻板照画，不会画得流畅。一张画一打开，它会用自身气势告诉你它是真是假。当然，好坏与真假是两个概念，好画未必就是真画。如果张大千刻意造假，他造出来的假画也一定是画得很好的，但它依然是假画。

记：有没有看走眼的时候？

劳：如果说没有走过眼，那我就不是鉴定家了。哪怕是几位老先生也会走眼。那时候在北京鉴画，一幅画摆上来，这位说真，那位说假，几位老先生常常为此争吵。其实一张画的真假很难有定论，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只能把画留给后人继续研究。徐邦达老先生就经常否定自己，有的画他以前说是假的，过几年又说是真的。这不是胡说，只是因为鉴定家对这幅画有了新的认识。鉴定家也是在不断成长的。这是一个客观过程。

记：您是画山水画为主的国画家，怎么看待现在的中国画尤其是传统和创新的问题。

劳：中国画更多的是写意，比如画山水只是画画家心中的山水，山水画的意境和韵味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我进了博物馆以后开始画山水画，博物馆藏有很多山水画，我就经常临摹。拜师谢老后，就临摹他的山水画。但是谢老让我直接临摹宋人的画，他希望我的眼光放得更高，眼光高了，“手”也会随着跟上来的。传统的绘画技法是山水画的根和源泉，现代人要学好山水画，就必须通过临摹，从传统中吸取营养。传统指的是古人的笔墨技巧，创新是指画要有时代气息。传统的中国画，每个时代的画都有那个时代鲜明的特色，让人一看便知，这就是时代气息。中国山水画之所以能延续几千年，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其中蕴含的传统笔墨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