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儒家”开始西化

《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美）陶涵 著　　林添贵 译　　中信出版社　　2012年8月

历史

侯磊（书评人）

有好事者形容，自从2006年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陆续开放以来，每天都有世界各地的学者在此研读，而在午餐或晚餐时，学者们用五花八门的语言一起聊大天，那种场景仿佛回到了拉斐尔的雅典学堂。所聊的话题只有一个，蒋介石。每个史学家所掌握史料不同，侧重点也不同，而美国资深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所著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主要集中于矛盾复杂的蒋介石贯穿一生的观念和思想。由于工作的性质，陶涵的研究可谓是近水楼台，因此其作品是以披露真相和出语惊人著称的——往往那些近似爆料的史料，在他那里只是正常使用罢了。

该书在写到蒋介石青年时代时，用了一个很少用的词：“新儒家”。这不是后来唐君毅、杜维明、牟宗三等人所说的学派，是指民国以来现代化背景下的儒家。中国传统思想在这里已经 “刷新”了很多，但主干还是保留的。蒋介石自幼念过私塾，随后上了新式的学堂，直至到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而骨子中始终是一个老式乡绅，就像他的长袍马褂一样，他会在日记中对自己所犯错误产生自责，也会对整个中国社会有一种悲天悯人的伤感。 而作为儒者的蒋介石，成功地上演了一出不断兼并他人，排挤打击异己的戏。他的人生道路分成了两步走，第一，抓权；第二，改造社会。儒家从来没有讲过人人平等的观念，这是它被诟病的一面，蒋介石却继承了这一点。他有一个想做伟人领袖的野心，这不仅仅是来自于他自恋的性格，更承载了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千秋大梦。他要把古老多难的千年古国，“改造”成新时代的楷模。

书中还写了，蒋介石是一位标准的基督徒，他在遗嘱中写道“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他在演讲总是反复强调中国必须重振的民族精神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中，“忠、孝、仁、义、礼、义、廉、耻”是儒家，“爱、信、和平”来自基督，即要恪守封建传统，又严格阅读《圣经》并做礼拜。蒋介石就成为了其中的调和者，先调和到自己身上再作用于社会。他对现代化中国的构想，就是要在这里找一个平衡点。就像当时的知识分子，即在幼年受教育时保留了古典的精髓，又到海外留学带回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浪潮，这些西化的“新儒家”在蒋介石面前大大地风光了一把。而一个儒家宗法制社会外加浓郁的西化风潮，给人的感觉总是像传统的萨其马（国产糕点）上涂满了起司（Cheese）。这种感觉，是以往很多书中都难以写出来的。

真诚的信仰即把蒋介石塑造成一位领袖，也造成了中国的缺陷。蒋介石一直在实现着他“改造”中国的梦想，即使在国共双方在江西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还想着“新生活运动”，即使到了台湾仍旧力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连台北市的街道名称都被他改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他希望中国能有一些新儒家的思想优点和日本的生活习惯——简朴、良知、单纯、诚实，甚至准时、卫生、整洁。这些都是从生活细节上去改变中国，让中国人变得更加文明和友好。蒋介石痛恨日本，但他仍旧主张学习日本人的优点；他倾向德国，但并不纳粹。这种融合了四面八方的拿来主义，使得他全身插满了理论的武装，并按照一个十分理想的状态执行下去。对此，书中引用了毛泽东对蒋介石一个恰当的比喻，蒋介石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对自己的美德和真诚以及中国的传统充满幻想”。就像他一生都在力图恢复中国的宗法制度一样，历史上，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这样有趣的场景，共产党和国民党轮流到同一片地区搞宣传，深入到县、乡、镇去建立各自的法律与秩序，往往是共产党到了搞土地革命，国民党到了再力图恢复到革命前的状态。对此，《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认为：“蒋一直在思索如何发展一套精神文化架构以补足、加强民族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而这一系列电视剧一样的梦想，被日本侵略砸得粉碎。

2011年辛亥百年纪念以后，对于蒋介石的研究也又推到了一个新阶段。蒋介石是蒋介石，民国是民国，他是怎么把自己的影响作用于民国？并给民国带来了哪些优劣？美国教授兼外交官陶涵笔下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他在采访中说得更加明确：“蒋介石无疑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不管是世界范围内还是中国历史上。中国，或是任何其他国家的所有伟大人物的道德品质都是有争议的，蒋介石的成就无疑让他对得起这个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