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书人怀念爱书人”

——黄裳先生追思会点滴

10月9日下午，适逢黄裳先生逝世“五七”，由上海书店出版社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主办，上海图书公司承办的“黄裳先生追思会”在上海古籍书店六楼举行。黄先生的女儿容仪，老翻译家姚以恩、画家谢春彦、老记者郑重、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陈子善、篆刻家茅子良等嘉宾，及从北京、西安、合肥、嘉兴各地赶来的书友，以及近百名读者济济一堂，讲述、聆听“爱书人爱黄裳”的珍贵回忆。

郑重：我跟黄裳先生同事多年，我进《文汇报》的时候，黄先生已经是“落难”了。我的印象中，黄先生落难后还是留在《文汇报》，先是做校对，后来安排在“笔会”，编编稿子。我们的总编有时候遇到什么难题，还会找到黄先生，有一些标题他都能点石成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就成了难兄难弟，《文汇报》的日子也不好过了，批斗会也有他，坐在走廊里头写检查。后来还把他送到车间去劳动，黄裳先生文笔很好，但是在车间送报纸是笨手笨脚，手忙脚乱的，这我印象很深。

这么多年，遭受了这么多难，但是黄先生没有任何的怨言，我私下里都没有听他发过牢骚，我觉得这点很不容易。即便大劫大难之中，他仍以平静的心情来写题跋，不了解内情的人，还以为他是一个旅行者，到海滨度假呢。读题跋更能理解黄先生，题跋就是他的日记。

还有一点，黄先生对朋友是非常非常诚恳的，他虽然表面不讲，不表扬人，但他是非常诚恳的一个老人。我作为一个后辈，写文章有很多不足之处，他看到后会马上写信过来，会说你这篇文章怎么怎么样。他说我写得不怎么样，就很坦率，我也就很诚心诚意地去征求他的指教。黄先生是一个很天真、很坦率，有时候又有点童气的人，大概我的了解就是这些。

茅子良：黄老毕竟是实实在在的世纪大文化人，我作为晚辈非常敬佩他。我上次写了一篇小文章寄给他，请他指点指教一下。黄老后来把我的文章还给我的时候，我看了很感动。他不像现在有人替人写序那样，他确确实实是花了工夫看的，文章上面有两处地方，他给我用笔改动了。我已退休，还在单位里面还返聘工作，也是受黄老的一点影响，能够做就做一点事情，能够编就编一点书。所以今天怀念黄老，的确是有很多的内容要说的。

陈子善：我第一次见黄裳先生，大概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也有很多人问我怎么会去见黄先生，我现在回想起来是两个原因，都是周氏兄弟的关系，就是鲁迅跟周作人的关系。因为我七十年代末参加《鲁迅全集·书信卷》的注释，里面涉及的很多人，黄先生都有过交往。那个时候我年轻，不知天高地厚，就跑去见黄先生了。我记得有一次，去黄先生家里谈周作人，谈起周作人的诗。当时周作人的书我读得不多，也不好找。黄先生问我：“周作人有一本《过去的生命》你看过吗？”我说我听说过，但是没有看过。黄先生就笑了，转身到他的书架上面去找，他的一张大床两边都是书架，书架上面都是一包一包的很好的书，他抽出一本来给我，说我有两本，这本送给你。这是我第一次收到黄先生的赠书。他说既然你做周作人的东西，那么周作人的作品应该多读。

后来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每个星期天都去文庙的旧书集市，只要时间不是太晚，十点多钟就可以结束的话，我就去黄裳先生家里“汇报”在文庙找到一些什么书。黄先生知道，我的兴趣是新文学，他不跟我谈明清版本。我每次到他家里，他问到文庙找了什么书，我就拿出两本。他说，这种书你都要？我说这种书别的地方也找不到。他就笑，说这类书我以后找出来给你看看。这样一个承诺，隔了很多年以后，我有一次去，他说我找出来了，给你看。我一看，我这种书确实和他的连比较的资格都没有，比如巴老送给他的很多书，还有一些特制的书，一共就装订了几本，外面根本看不到。

跟黄先生接触比较多之后，可能陆灏也有这样的感受，他有的时候谈到特别高兴的时候，会开怀大笑，像小孩子顽皮一样的笑，觉得你这个都不知道，很风趣很有趣的很调皮的笑。当然也有很多人在回忆文章里谈到，黄先生不善于言谈，尤其你谈的话题他兴趣不大的时候他就笑笑，这个笑笑的含义很丰富，你可以继续谈，他可以听，但是他不发表意见。黄先生的待人接物都有他自己的原则，你不能勉强他做什么事，但是他高兴的时候，会给你意外的惊喜。

刘绪源： 黄裳先生影响最大的时候，一个是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就是在《读书》杂志开专栏那一段，那段时间他是如日中天，影响非常大。

第二个影响最大的时间就是最近，黄裳先生去世以后，几乎所有的报纸，至少是在上海所有报纸都登这个消息，很多年轻朋友非常惊讶，怎么黄裳先生这么受重视，我觉得这个跟黄裳的文体有关系。

黄裳先生重新复出之后，其实是一种已经渐渐淹没的文体的复兴、复苏。这样一种文风很长一段时间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现在慢慢被商业经济大潮、学院派的论文冲掉，这样的文风又很少了。

黄先生是这派文章里面最顽固、最真诚、内容最丰富、最好地保存了这样一种文体的作家，很难找出第二个人。在杂志上、报纸上用古文的方式写题跋的，很难找出第二个。哪怕是非常白话的文章，里面都有那么深刻的内涵。但是黄先生是那么自信，他就是按照自己的品位来写作。现在很多人并不能接受他的这种文章，但是知道有这样一个“怪人”，有这样一个老人，在写跟现在的文风差别非常大的文章。

韦力：因为时间有限，我就读一下杨成凯先生为今天的追思会写的纪念文章吧（杨文近期书评将刊发——编者注）。

吕浩：我今天谈一下另一位叫“默当斋”的黄迷，他是我2007年认识的一位书友。他开了一个关于黄裳先生的博客，叫“来燕榭文汇”，一共录入黄老著作作品六百一十六篇。其后数年内，他又在工作之余，亲手录入黄老著作二十余种，总字数达一百五十万字。

默当兄还曾有过成立黄裳研究学会的想法，他在天涯博客上和黄老的女儿容洁女士谈过他的设想，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想法虽好，可能目前还不现实。而我想，如果在以后的某天真的能够成立一个这样的研究会的话，那么就可以系统地搜集、整理和研究关于黄裳先生生平、著作、学问的资料，那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汪成法： 我来之前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黄裳先生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为什么那么出名。我现在是在大学里面教书，也会利用上课的机会给我的学生推荐，我说当代散文作家里面黄裳先生的散文应该看一下。后来我问过一些学习比较认真的学生，结果我们大一、大二的学生，大部分不太能够看出黄裳散文的好处，就是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我有时候简称为“毛文体”的文风，后来有个别能够在我的催促之下，认真看了的学生，看过之后，真正深入读了才会觉得黄先生的文字非常好。我说我们看看黄裳先生的文章，回头直接可以接到二十、三十年代，就是周作人、鲁迅那个时代的文风的。

这样一种文风，在我们所接触的那样一些大学生当中是很难的。不太被人所了解，被另外一种文风惯坏了，吃垃圾食品多了，反而排斥精致的食物。我们要通过多种形式，向社会上多介绍一下黄裳的作品，尤其是对年轻一辈的读者，让他们学习一下这种文风，也许会改变我们目前流行的文体。

谢春彦：早上我急急忙忙，花了四十分钟画了一张黄裳先生的像，其实不像。

黄裳先生是山东青州人，跟我的老家相差十八里路。所以我现在可以自豪地说，我跟伟大的文学家黄裳先生是老乡，是真正的老乡。所以我也给黄先生写了一首山东快板：

琴心不死剑低昂，一介犹燃冷砚光。燕榭黄袍谁染就，青州司马等牛郎。洛阳有纸殊难贵，偶过南邨小颓唐。周书负来空电告，南天只剩老凤凰。锦帆此去疑多路，忍痛闲说梦一场。此亦百年奇版本，红旗猎猎入大荒。

周立民：在巴金故居里头有相当数量的黄裳先生的史料。黄裳先生在五十年代还送过巴老一本书，我在微博上发了书的图片，是一本外文书，是黄裳先生写的。我今天在微博上可以请大家看看这个书名，类似这样的东西特别多。刚才陈子善老师提到黄裳先生手里面有相关的巴老的赠书，我最感兴趣的是日记里面他跟巴老同时去苏北老革命区的这段东西，巴老的东西我们找出来了，我想将来有机会是否能够把黄裳先生这段日记挖出来，两个人的东西对起来就比较有意思。原来我们想把史料做在一起，也想把黄裳先生的文章、书信汇集在一起做一本和巴金有关的书，当时黄裳先生答应了，但是我们老是想他再写很长的文章，没有精力，所以一拖再拖，现在想起来是蛮后悔的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借着刘绪源老师的话题，我最近也在写一篇东西，是谈老作家在新时期以后的一个创作。我们现在一个文学史研究，确实存在很多的盲点，或者是非常单一的视角。老作家的创作从五十年代以后在文学史上几句话就过去了。最不公平的就是在散文里头把老作家的创作排除出去，觉得老作家不在新时期的文学现场。能够真正代表这个时代文学水平的，尤其是黄裳晚期的一些散文。从散文的历史里头被抛除在外，这是一个非常单一的文学史，这对老作家不公平，实际上对文学史复杂的构成也是不公平的。我始终认为，能够代表中国散文最高水平的，还是出现在这些老作家的创作群体里面。

林丽成：黄裳有很多爱他的人，而且现在“爱黄裳”成了一种新的词，大概今天来的都属于爱黄裳的代表人物，所以我觉得参加这个追思会特别的特别。一个人的文字就是一个人的思想，刚才大家都谈论他的文字，其实文字是写了他的思想，他的思想被很多人认同，这才是比文字更重要的东西，很多人写出了先生心里想说的，这才是他的社会价值。

我们的馆藏里头，我点了一下，大概有三十多封黄裳先生给范用先生的信，范先生生前把人给他的信一共亲手装订成五十七本，黄裳先生的信是和陈白尘、楼适夷三个人连在一起的，第一封写的就是《榆下说书》。我觉得做黄裳研究的人今后可以用这些信，我想黄家也一定藏了范用先生的信，这些信我希望能够为黄裳研究、为中国的文学出版研究，发挥它的作用。

励俊：黄先生在晚年的时候，对收集明清的，或者是一些比较冷清的书比较有兴趣。黄老自己对书非常有感情，今年6月第一次住院，后来坚持又回来了，可能也是不舍得他的书，很多事情没有交代完，所以他又回家了。

也是因为在整理黄老的文集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想法，想给黄老写一个传记，对于有一些史实性的东西能不能整理编一些，大家都是多年跟黄先生交往的老友，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在此先感谢一下大家。

陈麦青：现在这么多人喜欢黄先生，我很高兴。但是要真正懂得他其实是不容易的。我们不说他那些书，其中有太专门的知识，没有几个人懂。要真正懂他的内心世界也不容易，他的生活方式其实和现在的人相差甚远。通俗讲他是在上海滩上属于过过“好日子”的人，什么都讲究。现在的人是无法理解那种讲究的，他吃饭也很精通，吃得不多但是要吃得好。他玩的东西也是，所以他过生日请我们几个人吃饭，我跟陆灏讲，我们老是这样去白吃人家的怎么办。陆灏跟我讲，我们送得起的东西他是看不上眼的，他能够入眼的东西我们是送不起的，去陪陪他就可以。我想也对。其实黄先生就是对后辈对什么人都是很好的。

我不是藏书家，我是偶然的机会，手里面经过可以说是无数的善本。所以我第一次到黄先生家里去，他就考我，很好玩的。他客厅里面没有线装书，他到里面拿了一堆出来考我。我都说对了，他很开心，跟我讲，你以后到我这里来看书，你跟我约好，随便看什么都可以。他说，目前图书馆、博物馆里看东西，要戴白手套，那是吓吓人的，我的诀窍比他们的好，是不懂的人不给看，懂的人是不会乱弄的，不要戴手套，搞得跟真的一样，随便看。所以他那些东西我经常去看。

现在的藏书家，我没有讲任何人的意思，就说他这个书的价值他是等着市场来决定。黄裳的书每一本都看完的，完了以后写题跋。黄先生是很有自信，哪怕这个书再便宜再贵，他觉得是好的就要。所以玩这种东西是要有一点派头的人才能玩得好，不要天天想这个书值多少钱，这样一点味道都没有。你看看黄先生的题跋里面有味道的，很有生活的，这是我们现在要想学习他的，但是学也学不像。

高克勤：我和黄裳先生认识很早，但是交往不多，完全是一个编辑和作者的交往。黄先生在八十年代初是很出名了，然后到了八十年代末出版社走向市场经济以后，黄先生出书非常困难。

陆灏：黄先生最早发表文章是在1934年，当时他十五岁，在南开上初中时发表的。到今年5月还有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他的创作生涯长达七十八年，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异数。他生前没有得到过什么奖项、荣誉，但是他拥有无数的读者，有很多铁杆的读者。今天很感动地看到读者当中有很多年龄非常大的，读者就有好几代，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一个最大的奖励和最高的荣誉。黄先生在文章中说过，文章的生命不就寄托在读者身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