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鲍姆的书写历史

2012年10月11日 05:26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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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著作涵盖了跨越世纪的革命。下面是一些他关于战争和爵士的一些主要著作里的摘录。

论爵士

1933年，能被爵士吸引的青年人只有钱买几张碟片，更别说能收藏一套。然而，英国的发行量足够能迎合本地市场：阿姆斯特朗，艾灵顿，弗莱切·亨德森，约翰·哈蒙为贝西·史密斯创作的最后一张唱片。除此之外，在贸易争端阻止美国爵士乐人去往英国的20多年后，最为伟大的乐队——我仍能清楚回忆起这段记忆——来到了伦敦：杜克·艾灵顿的乐队。当时最流行的是艾维·安德森吟唱他的《暴风雨天气》。我和丹尼斯（一个表亲），大约得到了家里的赞助，去豪华舞厅观赏了他们整夜场（“早餐舞”）的表演。由于等待过久，我们在走道喝了会啤酒。最后一块钱花光，我们在黑暗和天亮的边缘走路回家，就像漂浮在人行道上。

如同捷克作家约瑟夫·史克沃莱茨基（在我看来他写的东西比大多数人都要好），我在初恋的年纪，16或17岁的时候体验了音乐本身对我的阐释。但对我而言它全然代替了初恋的重要性，因为我对自己的长相信心不佳，认为自己没什么吸引力。我蓄意地压制了我的生理需求和性冲动。爵士将一个无言的维度和毋庸置疑的情感带入生命，不然生命将被语言和智力完全占据。

论蛮荒和进步

在1914年以前，似乎只有两样东西，除了宇宙，是用百万来计数的：国家的人口和产品，商业和财政的数据。在1914年之后我们习惯于用这样的数量级来衡量受害者的数量：甚至是局部战争的伤亡人数（西班牙、韩国、越南）——更大一些的用千万衡量——移民和流亡的人数（希腊、德国、印度次大陆的富农难民），甚至是在种族灭绝中被屠杀的人数（亚美尼亚人、犹太人），更遑论被饥荒和流行病夺去生命的人了。由于这些人类数据躲过了精确的记录，或是没有被人们注意，它们并未被热烈讨论。但是这样的讨论确是涉及百万上下。当然，人类迅速生长的天文数据也未被完整诠释，也未被证明合理。许多新生的人类出现在了本身发展并未如此迅速的地方。

这种程度的大屠杀在19世纪是难以想见的。许多发生在落后和蛮荒之地，远离进步和“现在文明”，并注定继续陷落，背离普遍的，抑或不平衡的进步。刚果和亚马孙的暴行，虽与现代标准相比显得缓和不少，依然能使帝国时代震惊，并见证了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因为他们表现了文明人到野蛮人的倒退。此种情势我们已如此习惯，刑讯再次成为政治手段的一种，人们将此自豪地写入自己的文明记录。这不仅仅深刻地反抗了政治观念，并且被理据充分地认为是陷入野蛮主义的倒退。这与自18世纪中叶以来的历史趋势背道而驰。

在1914年的巨大灾难后，不断增加的野蛮手段成为了文明世界不可或缺并且意料之中的部分。它的程度如此严重，使得保持惊人发展的科技和人类生产能力蒙羞，也让世界各地发展中的人类科学组织蒙羞，这与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多么巨大的鸿沟。就人性发展而言，而不是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的方面，讨论20世纪的历史与19世纪相比是否能算是进步变得更为重要。欧洲人曾以百万计数死亡和逃亡，而他们的后人变得更庞大、更高大、健康，寿命更长。他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得更好。但是我们不认为自己活在一个进步年代的原因是明显的。尽管20世纪的进步被认为是最容易被否认的，并且有预测认为人类发展不将再有一个持续的上升，相反会有另一场并且更为致命的世界大战，一场生态灾难，科技将会使得人类无法继续居住，或是制造一个新的噩梦。一个世纪的经验教育着我们，让我们生活在天启的期盼之中。

论历史

1992年6月28日，法国总统密特朗对萨拉热窝进行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访问。萨拉热窝曾为巴尔干战争的中心，使得千万生命在那年埋入黄土。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让世人想起波斯尼亚危机的严重性。确实，这位杰出而年老孱弱的政治家处于轻型武器和炮火中的形象被广为评论和被推崇。然而，密特朗此行的某一点几乎无人问津，即便它的重要性是多么的明显：日期。为什么法国总统选择在如此一个特殊的日子访问萨拉热窝呢？因为6月28日是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的纪念日，在那天，奥匈帝国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刺杀，导致在几周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于任何一个与密特朗同时代的受过教育的欧洲人而言，这些日期地点，和历史上这场由政治错误和失误估计所引发的灾难，其间的关联一下映入脑海。但几乎没有人捕捉到这个暗指，除了一些少数专业史学家和年迈的市民。历史的记忆俨然不复存在。

过去的毁灭，或是说连接当代经验与早先时代的社会机制，成为了20世纪最具特点的可怕怪象。这个世纪的多数年轻男女似乎活在一种永恒在现在之中，与社会的过去缺少有机的联系。承担着回忆人们所遗忘的这一职责的史学家们，站在20世纪的尾端，显得比以往更为重要。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不仅仅只能是年代记编者、提醒者或者编纂者，虽然这也是史学家必需的职责。在1989年，所有政府，特别是外国部长们，开始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和平协议研讨会，他们其中的大部分早已忘却。

论冷战

冷战的结束瞬间抽走了国际格局的支撑，但未让人们意识到现今世界国内政治体系的结构。我们无法回去冷战以前的世界，因为太多的被改变了，太多的依然消失。界标不复存在，地图已被翻新。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使用了一种世界格局来帮助他们认识，然而他们会发现这太过不易并使得理解另一种世界的问题实质显得不太可能。

冷战的结束被证明并不是国际争端的结束，而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不仅对于东方而是对于整个世界。当代人会意识到一些历史时刻的存在，并将之标记一个时代的终结。1990年前后即是这样一个现世转折点。但是，对于新世界的本质和远景人们依然充满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