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我的《白鹿原》里是极力歌颂共产党的”

2012年09月24日 10:55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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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陈忠实：我真实地写了那段历史中人们的

苦难、挣扎、奋斗和被伤害

陈忠实清楚《白鹿原》的敏感性，他也选择了合适的时机发表小说。但并非像外界想象的

“客观、中立”的写史态度，在作家看来，历史不是中立的

本刊记者/万佳欢(发自西安)

陈忠实还清楚地记得1992年1月，《白鹿原》正式稿完成的那个傍晚，四点钟的太阳尚未落山，独自在家的他忽然觉得“缓不过气儿来”。他似乎已经在一个山洞里住了好些年，好不容易走到洞口，但“那种光明让人受不了”。他出门蹲在河边抽烟，还放了一把火，听着夜风中哗哗作响的荒草，才终于感觉到了一种压抑过后释放的痛快。

你简直无法把这样的画面跟如今的陈忠实联系在一起。保守统计，小说《白鹿原》十多个版本的总销量至少已有二百万册，但它的作者谈及自己的作品时，直到现在还显得低调而谨慎。

陈忠实从1993年开始担任陕西省作协主席，如今已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但始终讲一口陕西话，抽普通雪茄。他把现在自己的外表形容为《白鹿原》里的晚年鹿三。“我是不用化妆就可以演鹿三的，”他说，“我现在就是个老长工形象。”

陈忠实一直住在农村，经历、参与并观察了中国数十年来的乡村变化。1985年，他花了两三个月时间写了一篇8万字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思考时代变迁下人的生存困境，突然间意识到自己对解放前的中国乡村生活、乡村社会“还有一些鲜活的记忆”。

由此，他开始构思长篇巨著《白鹿原》。那时，他对这本小说有自己的野心，并且为此使用了“垫棺作枕”这个后来家喻户晓的词语来加以形容。

眼下，距离写完《白鹿原》已过去整整20年，陈忠实形容自己只是“写写散文，随意写作”。人们偶尔还会提起他在20年前《白鹿原》完成后就开始酝酿的那部描写建国后到当下的乡村生活长篇小说，但他一直没有动笔。“没做成，”他简单地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我的《白鹿原》里是极力歌颂共产党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从1978年开始有意识地排除掉一些左的观念、习惯和概念，并且形容当时是“第一次打开自己”。“十七年文学”对你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这些影响在《白鹿原》创作之前是如何被完全根除的？

陈忠实：影响非常大，我就是在“十七年文学”中从文学少年到文学青年，整个是在其中成长起来，当时具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我都读过，比如《艳阳天》《山乡巨变》《创业史》，都是当时农村题材颇具影响的作品。还有新文学，包括沈雁冰、郭沫若、巴金。

到新时期，要排除极左文艺思想对我很深的影响，光理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以真正的文学作品(来排除)。我当时从短篇开始练习写作，选择了莫泊桑和契诃夫两个世界短篇大师的作品作为范本来读，最后又选择了莫泊桑精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契诃夫是以人物结构小说，而莫泊桑是以情节和故事来写人物。相对起来，莫泊桑更适宜当时我的写作水平。

中国新闻周刊：《白鹿原》里涉及到两个政党，又有白嘉轩这样的恪守封建习惯的传统代表，在描写时要做到“旁观”“中立”是否会比较困难？

陈忠实：不是客观也不是中立，我是比较真实地来写那段历史，那段历史中间的中国乡村社会，各种人的生存形态和精神历程，心理裂变的历程。就是争取做到一种生活和艺术的真实。避免以往我们，譬如说写那段历史的时候……

中国新闻周刊：有倾向性？

陈忠实：不是倾向性，倾向性我也有，我倾向共产党，我的《白鹿原》里是极力歌颂共产党的，但不要用过去“十七年文学”那样的笔法写国民党各级官员和一些负面人物，我也是把他们当作真实的人去写，无非是这样。

我要纠正你，绝不是中立，你看我在《白鹿原》里对共产党的几个革命者，连他们的一个缺点都没有写过，极力歌颂；写腐朽的那个社会层面那些人物的，也是写他们的真实情感，他们如何腐朽，才造成了他们最后的败亡。

这个容易形成误解，以为是在这儿中立的。绝不是中立，历史也不是中立的，这是历史的真实。腐朽的国民党最后的败亡和共产党最后的胜利，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不是个人要采取的中立，不分彼此，那显然不符合历史。普通读者都不会接受的。

　“《蓝袍先生》是诱发《白鹿原》的一个理由”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对自己写作的探索道路上，《蓝袍先生》具有多大意义？

陈忠实：它对我的写作有很重要的意义。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的中篇主要关注中国农村的变革时期，尤其从原来旧的、延续了近乎30年的集体化体制，到土地重新划分给农民去个人耕种，我亲身体验，感触太深。这里有几百万人的命运，都在这个“合合分分”的过程中间，经历了很多精神上的变迁。《蓝袍先生》是我第一次把眼睛从农村转换到乡村文人的命运，一个经历过1949年以前旧教育体制的乡村小知识分子、小学教员，他的精神历程和几起几落的个人命运，也包括共和国成立后极左思想对他的伤害。

中国新闻周刊：《蓝袍先生》对人物心理层面、精神层面的探索对《白鹿原》的作用是怎样的？

陈忠实：《蓝袍先生》是诱发《白鹿原》创作的一个理由，因为我(之前)的整个写作都是写当代乡村生活的，几乎没有涉及到1949年以前。在写《蓝袍先生》1949年以前那一段时，突然让我意识到我对那时的中国乡村生活、乡村社会还有一些鲜活的记忆，也有一些自己的感知和理解。但这些东西都不能全面去感慨、去表现，这样就产生了以大一点的规模来写建国前乡村生活变革的想法。《白鹿原》的创作欲望就是从这里引发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对王全安说“《白鹿原》实际上是‘心灵苦难史’，”他非常认同。他对此的理解是，其实人们经历了精神上的苦难，不知道方向在哪里、越来越不自信。你对“心灵苦难史”是怎么理解的？

陈忠实：主要是人的精神心灵更新过程中间的痛苦和欢乐。因为那一代人确实在那个时代中经历了这种命运。最后一个王朝和封建社会的解体，中国的思想家、革命者都在争取中国人民的新前途，这个过程不是说一下就能完成的。人们在其中经历了苦难、挣扎、奋斗，心理上也遭受了一些伤害。

　“看了话剧，田小娥就是宋丹丹；看了电影，田小娥就是张雨绮”

中国新闻周刊：《白鹿原》写作过程中最难的一个课题是？人物文化心理的确定，对语言方式的寻找，还是篇幅？

陈忠实：我思考的问题很多。最初构思这个小说，想写上下部，写个七八十万字才能包含这些内容，后来我写的时候正好遇到图书市场开始低迷，好多作品没有征订数——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按照征订数来决定出书的数量。

新时期文学很火的场面这时已经没落到谷底了，这对我刺激很大：写上下两部，将来读者阅读都很困难，所以后来就重新改编、构思，尽量压缩，不超过50万字，一本书就够厚了。

除了作品构思之外，很重要的因素是语言。我理解，文学语言有白描语言和叙述语言。一般来说白描语言容易造成篇幅比较长，而叙述语言相对凝练，很多直接描写的语言如果用叙述语言概括，不仅能缩小文字，更重要的是叙述语言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魅力。叙述语言相对来说比白描语言要难。

中国新闻周刊：你写作时有一条规定是写人物不写他的外貌，当时有想到这会方便影视剧等其他艺术形式对《白鹿原》的改编吗？

陈忠实：这部书没有形象描写，就写了白家和鹿家人物形象上的差异，其他很多人物连这个都没有，像田小娥等，就只写人物心理。把握住人物的心理流程，这个人物就活起来了。这样还可以让读者去充分想象这个人物是什么样的。观众看了话剧《白鹿原》，田小娥就是宋丹丹，看了电影《白鹿原》，田小娥就是张雨绮。

中国新闻周刊：小说里很多地方带有魔幻主义色彩，你为什么一直认为它是一部单纯的现实主义作品？

陈忠实：跟魔幻不沾边嘛。神和鬼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固有的，不是其他任何方面的东西。现在很多官员不也烧香敬神吗？到现在都没有排除这个迷信，更不要说在那个科学极不发达的封闭的小乡村，神和鬼是他们最高的敬仰。

我不是从西方借鉴来的，是蓝田县志里记载的。蓝田县志开篇第一条就记载“有白鹿游于西原”，这白鹿是从这来的，所以这个原才叫白鹿原。这是中国传统的东西，是我们民族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电影《白鹿原》采取了完全写实的拍法，没有表现这些神鬼传统的东西，你觉得遗憾吗？

陈忠实：是的。他(导演)应该用一些现代手法，应该能拍出白鹿那种飘飘忽忽的神情。像这样的遗憾很多，没办法，电影就两小时，要把那么多人物情节都装下也不可能。所以我都能理解，也不苛求导演。

“我感觉文艺界的春天要来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写《白鹿原》的时候，会觉得它其实挺敏感的吗？

陈忠实：我有这种担心，但我很相信我是一种认真面对每一段历史的书写。

中国新闻周刊：《白鹿原》写完后，你又放了几个月，一直等到邓小平南巡的消息，你才给编辑打了电话，当时的风气紧到什么程度？

陈忠实：写完以后我没急着寄出去，因为环境不同，后来就好了。而且等稿写完后还要再过一遍，包括错别字，包括一些语言上的(问题)。大概有两个月吧，正好遇到邓小平南巡讲话。

它就是一个信号，中国改革开放要重新起步，要把一些条条框框要重新打破，改革的步子要大一点，胆子要再大一点。我相信那以后的发展会更加开放，我感觉文艺界的春天要来了。

中国新闻周刊：但后来还是以修订版的形式获了茅盾文学奖。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说，其实删减部分保留下来会比较好。

陈忠实：那是在评奖过程中有人提出一些意见。评奖的人给我通话，发了一些意见给我，看我能不能做一下修改。其中主要涉及朱先生的两句话，其他也没有什么大情节。其实也无关大局。

　“儒家文化有很封建的东西也有很优秀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你创作都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而现在很多作家会在创作中跟读者、评论界有一个交流，你现在仍然保持这种创作习惯吗？

陈忠实：我的写作习惯就是自己构思、自己完成，而且一般作品没完成前我不愿意跟人说。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跟蒸馒头一样，陕西话叫蒸馍，馍没蒸熟之前不能揭锅，一旦揭锅漏了气，馍就半生不熟、蒸不好了，我的写作也是属于这种状态。

中国新闻周刊：《白鹿原》写完到现在这么多年了，现在回头过去看里面的一些人物和情节，你的感受有没有一些变化？

陈忠实：没有，我对那时的一些感受和体验基本表述出来了，即使有某些不足的地方也无法弥补了。因为那个时代，上世纪80年代，我对艺术的体验和理解，就是那样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说“现在社会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现在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以前的发生冲突，这样的过程随意地完成了，适应性很强，这种变化过程很随意地发生了”，你是从哪些方面觉察到这种随意性的呢？

陈忠实：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应该有它的一贯性体现，这是维系一个民族精神心理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独立于世界的最主要的东西，而我们这个民族，是从儒家传统里发展而来的，儒家文化有很封建的东西，比如对女子的歧视。

但我们儒家文化中有很多优秀的美好的东西，解放以后，我们一次又一次运动把这些东西一棍子打死了，把它们当做封建的腐朽的东西，把他们批判掉了。这个很遗憾。在我们今天这个比较健全的社会里，应该撑起我们这个民族的优秀脊梁，也要吸纳其他民族优秀的东西，来融合铸造我们民族新的文化。 ★

(实习生李源对本文亦有贡献)

吕美静

[责任编辑：吕美静] 标签：白鹿原 陈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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