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何以不复钱锺书的信
王培军
《余英时访谈录》
陈致访谈
中华书局
2012年3月第一版
224页,32.00元
余英时先生与钱锺书的交往始末,首见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文章写于1998年钱先生去世后,为多处所转载,我读了也不止一遍。在许多悼念钱先生的文字里,我认为这篇是最佳作之一。余先生说话绝不浮泛,文字自然生动,不见丝毫做作、吹捧,语间又颇杂“微讽”,“弦外之音”,有如“风吹水上”,令读者“会心微笑”。余先生第二次谈钱先生,是在2007年,见于傅杰的访谈。我最近读到的《余英时访谈录》,是他第三次的“谈钱”了(《访谈录》中收的《直入塔中,上寻相轮》,亦为2007年所谈,但涉及甚少,不过千字),本以为不会再有新鲜东西,不料却见到了如下一节,记他的老师与钱家父子的“龃龉”:
大概80年代初,我在台北拜候钱宾四师,他刚收到钱锺书一封两页的亲笔信,交给我看,那是真迹,毫无问题。信上说,苏州即将庆祝两千五百年建城纪念,准备举行大会。“有关方面”托他写信“先容”,后面将有正式邀请函。宾四师说,信不知是谁从大陆带来,放在他信箱中的,因为信封上无邮票,且是敞开的。宾四师并没有回信。后来杨绛还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提及此事,对于宾四师置之不理,似有微词。其实宾四师此时对钱基博、锺书父子好像也有些心里不平衡。起因是杨绛写过一篇文章称颂钱锺书的绝世天才,其中引了一个例子。1931年宾四师的名著《国学概论》(商务)上原有钱基博先生的序,而且“有所针砭”。宾四师在《自序》中还特别向“子泉宗老”致谢。但杨文第一次揭露:这篇序竟是钱锺书代笔,而且“一字未易”。那时钱锺书刚入清华不久,最多大学一二年级,年纪也才二十岁,能代父写这样讨论学术史(主要是清代)问题的序文,的确是天才。这事很快传到宾四师耳中,他的感觉可想而知。他原以为“子泉宗老”对他的著作很郑重严肃,不料竟不肯亲自下笔,委之年甫弱冠的儿子。所以后来台北联经的《全集》本《国学概论》中便不再收钱基博的序了,连带着《自序》中谢“子泉宗老”的话当然也删掉了。这件事我不便和宾四师谈及,但我一查《全集》本《自序》,便恍然大悟。但此事至今尚未受人注意,我觉得应该把事实说出来。(152-53页)
这不能不算是一件“秘闻”。老实说,记载这件事,也要有些“真理之勇”,因为这件事情,若真如余先生所说,那么钱穆作为大师的形象,就不免有损害。余先生作为钱穆的学术传人,不“为尊者讳”,“爱真理”过于“爱吾师”,勇于“直笔公心”,是值得称道的。
不过,有些“煞风景”的是,这一件事情的“解说”,却不大经得住“推敲”。余先生一向长于揣量“黄祖之腹中”,解析学人的心理,“如斧破竹,如锯攻木”,这次“以学生之心,度老师之腹”,却全然是度错了。就是说,钱穆不复钱锺书的信,以及后来删除钱基博的序,其原因,并非如余先生所言,是怪“子泉宗老”不亲自把笔,而该是别有缘故。
《国学概论》是一本讲义,编写于1925-1928年间,其时钱穆执教于无锡三师、苏州中学,《概论》一书,正是为两校学生而编,即《围城》中戏语所说的“讲义当著作”,并非什么“宾四师的名著”。钱穆《新版附识》也有自述:“此稿成于三十年前,迄今回视,殆所谓粗识大体,未为精微者也。其时中学校率有‘国学概论’一课,此稿特为讲堂授课之用。听者尚能接受,并多兴发。此三十年来,中学程度,普遍低落。即上庠讲学,亦少总揽通观之功。则此书过而存之,亦未尝不可使治国学者知古今学术流变之大趋。”(《钱宾四先生全集》第一册,联经版)所以,这本小书,比起《先秦诸子系年》那样的大著作,是不能同年而语的。其书出版之后,也没有大影响,因为这类“概论”,在民国年间,也不知出了多少,其中作者,故不乏名流老宿。钱穆起笔撰写《国学概论》时,刚过而立(钱穆生于1895年),还未正式进入学界。1931年,此书于商务印书馆出版,也是经了吕思勉的介绍。这一年,钱穆才三十七岁,用今天的眼光,还只是个“青年学人”。钱穆真正进入主流学界,为“预流”之人,是在1930年6月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之后;真正跻身第一流学者,则还要在四年之后,他出版《先秦诸子系年》。以余先生的学术资历,不会不知道,“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对一位学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钱穆于比他大八岁、时年四十五的钱基博(《师友杂忆》:“子泉提倡古文辞,负盛名。”),便尊之为“子泉宗老”;而余先生初次见到比他大十四岁、他的老师杨联陞也尊为专家而自谦是“小巫见大巫”的严耕望先生,就直呼为“你是严耕望”了。钱穆请钱基博作序之意,不用说,是为了“衬拳边鼓”,但这也是人情之常,无可厚非。
从人情世故上说,钱基博让儿子来代笔,说不上什么“轻视”。钱锺书先生1929年考清华,是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取的。《国学概论序》末署1930年7月,则此时钱锺书二十一岁,“弱冠过一”,固然还只是大学生,但他的“才子”之名,早已播于远近。钱的清华同学许振德《水木清华四十年》说他:“大一上课无久,即驰誉全校,中英文俱佳,且博览群书。”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则赞他:“年方弱冠,精英文,诗文尤斐然可观。”“年方弱冠”的钱锺书,作诗已为同光体大家所赏(钱锺书《陈石遗先生挽诗》自注:“先生《续诗话》,评余二十岁时诗。”),其才气为如何,可以想见。即以钱穆本人,不是也在《师友杂忆》中说:“及余去清华大学任教,锺书亦在清华外文系任学生,而兼通中西文学,博极群书,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以钱穆的修养,以及其通达人情,当他得知此序不是“子泉宗老”所作,而是“宗老”引为自豪的天才儿子代笔,自必能够理解。《师友杂忆》中又说:“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以钱穆之善知人、敦性情,于子泉此举,何至斤斤计较?试想,从古以来,欣赏儿子、有“誉儿癖”的人,难道还少?而代笔作序,在前人原属寻常,不值得“大惊小怪”。钱穆的一生学术,又是“发思古之幽情”,于老辈此等“潜规则”,哪得不知?既然没有“轻视”,又怎会生“闲气”?《庄子·山木篇》说得好:“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虽有褊心之人不怒。”钱穆撰写过《庄子纂笺》、《庄老通辩》,这几句话他虽未加详说,但“虚船之触不怒”的道理,自能“默识心通”。
从时间上看,余先生的说法也站不住脚。余先生是历史学家,时间的敏感,该早已进入他的“潜意识”。可是这一节,却犯了一个“时代错误”(anachronism)。所谓“杨绛写过一篇文章称颂钱锺书的绝世天才”,那篇文章,就是我们都熟悉的文献《记钱锺书与〈围城〉》。杨先生的那几句话,实在也很平淡,不妨引在这里:“那时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一本书,上有锺书父亲的序文。据锺书告诉我,那是他代写的,一字没有改动。”问题是,余先生说“这事很快传到宾四师耳中”,到底“最快”是在什么时候?考《杨绛文集》第二册《收藏了五十年的附识》,知《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写讫于1982年7月,又据底下的脚注:“此文一九八六年五月才出版,原因是锺书开始不愿发表,说‘以妻写夫,有吹捧之嫌’。详见《我答乔木同志信》(信存档)。”则钱穆得闻此事,最快也不能早于1986年5月,除非他有前知的本领。《杨绛文集》第八册《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1986年下亦载:“《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记钱锺书与〈围城〉》出版。”查单行本《记钱锺书与〈围城〉》,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版,为《骆驼丛书》之一,出版的时间,正是1986年5月。并可为证。钱锺书为苏州建城纪念而致函钱穆,据杨绛《车过古战场——追忆与钱穆先生同行赴京》一文(就是余先生所指杨绛于钱穆“似有微词”的那篇文章,见《杨绛文集》第二册),时间是1985年2月。所以,钱穆1985年春接信不复,不必等1986年夏的事来解释。
那么,钱穆收到了钱锺书的信,为什么又不作复呢?我认为其事并不复杂,用不着“深挖”:钱锺书此信不是私函,而是为官方而作,钱穆置之不理,其所针对的,也就不是钱锺书了。换言之,假如钱锺书是私人致书,“欢然道故”,不涉及其他,则以钱穆的为人,必不如此。据《师友杂忆》,钱穆对钱锺书的态度,固然不及对钱基博,但他说:“锺书去北京初闻其任毛泽东英文秘书。最近见报载,始知系传闻之误。”最后一句,其释然之意,溢于言表。他于故人之子之情,也由此可见。以钱穆这样的性情、年岁(时九十二岁),以及其与钱家父子的交谊,又怎会为一细故失欢?
有人要问,既然钱穆于钱基博并无不快,那又何以要删去《国学概论序》?我认为解释同样简单:当初钱穆请为作序的,是“子泉宗老”,后来得知出诸锺书(联经版《全集》的出版,在1986年后),则其《自序》中的“又承子泉宗老作序,加以针砭”一句,也就落空了。改之殊难措语,不改自又不妥,则删之最为省事。钱穆所心敬的,原是“子泉宗老”,不是他看着长大的锺书(《师友杂忆》:“时其子锺书方在小学肄业,下学,亦常来室,随父归家。子泉时出其课卷相示,其时锺书已聪慧异常人矣。”又按,钱穆于子泉始终称字,称锺书则名之,足见视为宗人),则其序删去,不算可惜。即使“子泉宗老”地下有知,必当付之一笑。钱穆于钱基博、锺书父子,又何尝有什么“心里不平衡”(联经版《钱宾四先生全集》第五十七册《师友杂忆》,于追忆钱氏父子处,无一字之改;若真为此芥蒂,则并《杂忆》亦追改矣)?杜甫有句诗说:“记忆细故非高贤。”钱穆如此的做法,与“记忆细故”,绝不同科;余先生似乎“误解”了。
钱锺书先生批评陈寅恪,这件事也让余先生惊讶,同时又让不少“拜陈”的人不平,这里也趁机一说。钱先生批评的话,见于《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
后来在美国他又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我本想说,陈氏那一番考辨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但那时他正在我家做客,这句话,我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
其实,余先生真的要起而为陈寅恪辩,以钱先生的口才和机智,绝不会如胡绳那样一笑了之(《访谈录》74页),当然也绝不致让场面尴尬,主人“下不来台”。余先生的担心实在多余了。和余先生同样认真的人,是牟润孙先生,他的《陈寅恪与钱锺书——从杨太真入宫时是否处女说起》,也是专门为陈寅恪辩护的。文章原刊于1979年9月23日《新晚报》,没有署真名,署的是“舒充”;那时钱锺书还在世,牟先生大概出于尊敬,所以用了化名。后此文收入《海遗丛稿》(二编)。该文同样也是引《朱子语类》“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这句话,来为陈先生辩护,因为朱子的这句话,正是陈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开篇所引的。牟先生的这篇文章,与余先生的议论,也有不同之处:
从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杨太真入宫时是否处女的确不值得讨论。陈寅恪先生的研究之不被研究古代文学者重视,是可以理解的。钱锺书先生在意大利的讲话,主题既是现代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谁都无从反对他那样扬弃杨太真入宫前是否处女的研究,何况他并未提陈先生。
牟先生说是“在意大利的讲话”,而余先生则说是“在美国”。钱先生1978年9月到意大利,在意大利发表了《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其中说:“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和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牟文所针对的便是这几句。1979年4月,钱先生到美国访问,再见余英时先生时,可能把去年的话再说了一遍。
- 社会
- 娱乐
- 生活
- 探索
湖北一男子持刀拒捕捅伤多人被击毙
04/21 07:02
04/21 07:02
04/21 07:02
04/21 06:49
04/21 11:28
频道推荐
商讯
48小时点击排行
-
64620
1林志玲求墨宝 陈凯歌挥毫写“一枝红杏 -
42654
2曝柴静关系已调离央视新闻中心 旧同事 -
37237
3人体艺术:从被禁止到被围观 -
28599
4老战友谈王朔:在新兵连曾以“神侃”天 -
21714
5李泽厚5月将在华东师范开设“桑德尔式 -
19652
6作家李翊云推新作 曾称莫言某作品“像 -
15979
7独特而温暖的画作 -
8591
8刘益谦举证功甫帖为真 称上博专家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