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系
她把剪刀一握就是90年。她的剪刀跟长了眼睛一样,剪什么像什么。她用剪刀剪出一个世纪的“大事记”。她被誉为当下中国剪纸艺术最高水平的代言人。她最大的遗憾是,一手绝艺没有传人。
剪刀剪下一个世纪
本报记者 宣金学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9月19日 10 版)
丛琳和她的丈夫
从4岁第一次拿起剪刀,剪出第一幅窗花起,丛琳老人的剪刀已经握了90年。
如今的丛琳已经94岁,双手也已长出老年斑,但她每天都还拿出她的“鸡嘴剪子”,剪一剪花鸟虫鱼、亭台楼阁。只是,“一个小时也就剪10个窟窿”,并且只能剪些好剪省力的样式。但在以前,很多样式她下手即成,很少重剪。
因为“怕老太太过于劳累”,女儿孙静萍只允许母亲每天“拿出上下午各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剪纸。但是她也知道,剪纸是母亲一生的寄托。
尤其2007年老伴儿的去世,剪纸更成为老人生活的一种依靠。老伴儿走后,她听力下降,两鬓斑白,眼睛变得浑浊,也拄起了拐杖。
但一直到现在,老人依然剪纸不辍。为了从报纸上找到创作灵感,她现在还时不时地读读报,只是因为眼睛不好,“只能看看新闻的大标题”。
逢兔年佳节,她剪一纸“玉兔护福”;临龙年新春,作一幅“二龙戏珠”。2009年60周年国庆时,她还特意创作了一套四张寓意不同的剪纸,有花篮,有花束,还有一张巧妙融合鸡、磬、鱼等意象的作品,寓意“吉庆有余,国泰民安”。
老人家最喜欢的是她的“十盘海鲜”系列。十幅剪纸,内容各异,鱼虾蟹贝,鲜灵精巧。一次她的学生郑希成——一位钢笔画家、牙雕工艺美术师——前去拜访,老人乐呵呵地牵着郑希成的手,非要给他朗诵一段为“十盘海鲜”配的顺口溜:一条鲜鱼一对虾,三只螃蟹横里爬,四只蛤蜊一大碗,五只海参盛满盘……
老人喜爱海鲜,创作这十张剪纸,是在怀恋她远去的童年岁月。她1918年出生在山东胶州湾——中国民间剪纸的发祥地之一。那一年,一战结束,巴黎和会上,英美等国企图将德国侵占胶东湾的领土及一切权利“让与日本”。
可在胶东蓬莱的海边农村,一切平静如初。丛琳4岁便操刀剪纸。一开始只能剪些小猫、小狗、小蝴蝶,剪得碎纸满地都是。母亲看着一地狼藉,有些嗔怒,吓唬道:“等以后死了,小鬼会让你把这些纸头接起来,接不好就把你打进地狱!”
吓唬归吓唬,在丛琳老人看来,母亲才是她真正的伯乐。丛琳从小就显示出剪纸的天赋,她不局限于模仿别人,小小年纪就展现出创新的心思。别人所作的窗花作品,经过小丛琳一双肉嘟嘟的小手加工,别具一番气质。
4岁时,她剪的小牡丹花,尽管绒毛参差不齐,叶子的处理也略显生硬,但是窗花整体上线条很流畅,花朵之间有实有虚,非常具有层次感。有人惊叹,出自4岁稚童之手,实在难得。
母亲后来专门托人从北京王麻子剪刀铺买来剪刀,还“不舍得穿,不舍得用,留下钱买红纸”。
“那时候的红纸很贵,两毛钱一张。”老人回忆道,并伸出布满老年斑的手与胳膊,在桌子上比划出一方红纸的大小,约有一张报纸那么大。
“她的剪子跟长了眼睛一样,剪什么像什么。” 女儿孙静萍在《丛琳剪纸》中评价说。
渐渐地,剪纸成为丛琳的兴趣中心。她手下剪出的窗花,也日益细致起来。从上个世纪20年代的亭台、花鸟,到30年代的博古、蝈蝈,丛琳靠一把剪刀记录着自己对世界的感知,也剪出了小小名气,“当地的不少乡亲,都以得到丛琳的剪纸为荣”。
颇具造诣的小丛琳,实际上并没有受过什么专业的美术训练。 “我就是喜欢”,这是丛琳总结自己的艺术成就时说的唯一原因。
在她看来,“剪纸并不难,难就难在创作。眼中要有生活,作品才能生动。”而在郑希成看来,丛琳自小“聪颖、有心,有一颗清醒的头脑,善于取舍,变化出自己独特的剪纸之路”。从一开始熟悉剪纸这门手艺,丛琳就不局限于模仿与沿承,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思,重新审视,改进设计”。
孙静萍指着书里八幅亭子的剪纸说:“这几张,是母亲模仿当时民间流传的样式‘剪’的”,又指了指另外一幅标明“20年代末作”的亭子说,“这张是‘作’的。”前者线条粗犷流畅,画面紧凑,而经丛琳加工后,亭子与树木缩小了比例,并添加了鸟儿等因素,剪法上也有所变化,显得格外“秀气漂亮”。
用郑希成的话来讲,就是多了个“雅”字,一种区别“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的“雅”。他认为,这与丛琳殷实的家庭不无关系。
剪纸作品在丛琳手里,既有实的整体,只需粗粗地剪几刀,便如满月;而又有虚处,镂空垄洞,去细细地剪,如弦月。
她善用夸张变形的手法。为使画面好看,本该大的物体反而小,本该小的反而大。她说:“剪纸就是这么不讲理。”
但丛琳非常谦虚。一次女儿谈起陕北的剪纸,觉得比较俗气,比不了母亲剪纸“阳春白雪”的情趣。丛琳则批评说:“那是那里民众认可的,里面有一种质朴和深厚,胶东剪纸由于开化得早,所以显得灵秀,但也是各有各的好。”
上世纪40年代,因为战乱,再加上带孩子,她不得不暂时放下剪刀。时隔近70年,她还清楚记得当时烟台城里的隆隆炮声。
解放后她加入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名气也越来越大。1955年,丛琳剪纸作品随周恩来总理参加了“万隆会议”,并获得艺术展览三等奖。当时丛琳剪纸出口海外,为百废待兴的中国创了不少外汇。丛琳设计样子,然后有专门的工作组负责剪裁。不过让老人遗憾的是,“自己出的样,很多都没回来”。
当时的研究所,除了丛琳之外,还聚集了面人汤(汤子博)、北京泥人张(张景同)、玉雕大师潘秉衡等大批著名民间艺人。同在研究所的牙雕艺人郑希成称,“各行业艺人之间‘横向的’交流,促进了国内民间工艺的发展,也对丛琳剪纸产生了深刻影响”。
那个时期,丛琳的剪纸创作,处于一种“井喷”状态。这一时期的作品,占了《丛琳剪纸》一书近一半篇章。郑希成很喜欢其中的兰草、天鹅等窗花,觉得它们“颇具文人画的特色”。
在每次创作前,她总会全神贯注,“思考的时间比表现的时间要多得多”。
除花鸟虫鱼之外,丛琳剪纸表现的范围开始转向现实题材。描绘少先队员生动影像的作品《中队日》,反映“除四害”运动的系列剪纸,以及人民公社大食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记录在了她的剪纸作品中。
当然,还有那个时代特有的——“大跃进”。运动一开始,丛琳所在的剪纸组,放下手头的工作,奉命以剪代笔歌颂人民群众的“美好新生活”:硕大的肥猪,数米高的白菜、五人才抬得起的玉米,骑着钢铁“大跃进”,驾着飞龙搞科研……
但丛琳说:“这些剪纸,我不喜欢。”
“文革”开始后,剪纸中喜闻乐见的花鸟虫鱼、才子佳人,都成了“封修资”的东西,都成了被打倒的对象。丛琳一心想保住自己心爱的剪纸。但她的两大麻袋作品还是被付之一炬。时隔近半个世纪,老人再回忆起此事,依然充满了感伤。
80年代,丛琳又回到阔别已久的研究所。很多人选择了自己出去挣钱,但丛琳还是选择了跟剪刀待在一起。
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创作,多以喜庆佳作为主:金玉满堂、龙凤双喜、五福捧寿、鲤鱼跳龙门等等,个个寓意深远。还有一幅“吉庆有余”,发表在了1986年1月31日的《光明日报》上。
给报社投稿,成了丛琳进行创作的一大动力。每有好看的窗花,她总是会在路过报社的时候,直接扔进稿子接待室,然后扭头就走,也不关心能不能发表。陆陆续续地,倒也发表了不少作品。孙静萍一直为母亲保存着有她作品的报纸,有的纸边已经破损,微微泛着黄。
丛琳老人如今年事已高,虽然仍可以剪剪画画,但是技艺终归抗争不过衰老的侵蚀。
这位被誉为至今健在的中国剪纸艺术最高水平的“代言人”、被英国剑桥传记中心出版的“澳大利亚及远东世界名人录”选登条目的老人,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一手绝艺没有传人。
丛琳的第一部著作《丛琳窗花集》出版于1954年,书中只收录了她26篇代表作品。该书一度成为艺术学校的剪纸工艺教材。这本小集子现在已经绝版,当年售价仅为5角,现在在市场上被炒到300多元。
退休后,有人看到丛琳剪纸的商业价值,建议她将剪纸作品投放到市场,但被老人婉拒。
想起近一个世纪的剪纸生涯,丛琳最感谢的是老伴儿对她的支持。就在2007年老伴儿去世的前一天,他还跑到百货大楼去给丛琳买红纸。那段时间,他已经开始着手整理老照片,想为丛琳的剪纸出书,但是不成想猝然离世。这让刚刚过完90岁生日的丛琳,陷入长久的悲伤,一度住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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