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慧

2012年09月12日 06:03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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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文学翻译大家、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郑永慧先生于9月9日清晨逝世，享年94岁。

著名学者柳鸣九先生曾说：“在中国的翻译家之中，永慧先生大概是拥有读者最多的一位了。如果编辑出版《郑永慧译文集》，其规模也很可能与十五卷的《傅雷译文集》旗鼓相当。”据郑永慧的儿子郑若麟的回忆，父亲走上翻译之路，缘于在上海震旦大学学法律期间。郑永慧自己也曾回忆：“第一本引诱我想将世界名著译成汉语的小说，是俄国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那时我在大学念书，买了几本美国尼尔逊版的袖珍丛书，其中就有译成法语的《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激发我强烈的共鸣，使我产生抑制不住的与人共享的欲望，宛如我初读《红楼梦》后的感觉。可惜我当时年轻，课余时间只顾和同学开Party、打桥牌，定不下心来翻译，只能将愿望压在心头，这一压就过了十几年。”

在1952年间，郑永慧想用学到的法语介绍法国文学名著。他首先将巴尔扎克三部短篇小说《钱袋》、《猫球商店》和《苏城舞会》译成中文，寄给平明出版社。但当时的平明出版社已经出版了傅雷所译的巴尔扎克作品，并在读者中有很大影响。尽管傅雷尚未翻译这三部短篇小说，但出版社总编辑李采臣很委婉地拒绝了郑永慧的投稿，怕引起傅雷的不安。不过，李采臣肯定了郑永慧的翻译，并将译文介绍给了国际文化服务社总编韩侍桁。韩侍桁对郑永慧的译文也大为欣赏，很快地以《钱袋》为名结集出版。从此，郑先生走上了翻译之路。　　

在郑永慧的大量译作中，最具影响力的译本包括雨果的《九三年》，这部作品也是郑永慧自己最心仪的小说。郑若麟在一篇文章中介绍了这本小说翻译前后的事情。“我父亲回忆，当时之所以决定翻译这本书，自然是受到雨果这股强劲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冲击。”

1930年代，郑永慧与潘姓女同学就《九三年》这部作品起了争执，其实就是关于人道主义与革命关系的争执。直到大学毕业，依然是谁也无法说服谁。到了1950年代，两位老同学重逢，依然各执己见。于是，郑永慧决定把《九三年》翻译成中文，让更多的中国读者去思考这个命题。郑永慧仅用了半年就把《九三年》翻译成中文，并于1957年5月正式出版发行。小说首版即印了15000册。1958年3月第二次印刷，印数为5000册。也就是说1950年代共印行了2万册。

谈及当时的翻译工作时，郑永慧说，因为自己是业余翻译，时间很紧，不可能先译成草稿，修改后再抄一遍作为定稿。他只能在稿纸上一次写成，即为定稿，文字难免粗糙。因此，他也“特别崇拜那些译笔流畅，读起来好像在读中国作品，毫无翻译痕迹的翻译家”。郑永慧称，傅雷就是这样的一个翻译家，其译文如行云流水，一泻千里，读过的人无不爱不释手。“北京大学曾经邀请我去为法语系的学生谈谈翻译的体会，我谈的就是傅雷的译文。我记得我当时是分四部分阐释傅雷的译文，盛赞傅是中国第一人，介绍北大学生向傅雷学习。”不过，郑永慧做梦也没想到，过了几年，他又变成傅雷译文的批判者。

郑永慧其实是一个笔名，他原名郑永泰，取“永慧”之名，是为了感激妻子。郑若麟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父亲往往每天要译至深夜，母亲总是在旁服侍，还做宵夜慰劳。父亲为感激妻子，特取母亲邓慧群名字中的“慧”字，组成译名“郑永慧”，而“今天，‘郑永慧’的知名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本名郑永泰”。

郑永慧祖籍广东香山(今中山)，1918年生于越南海防，1942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法学院法律系；1987年应邀赴法，并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翻译奖；曾获鲁迅文学奖1995年-1996年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荣誉奖；2000年获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颁发的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

“文革”时期，郑永慧随大家到河北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方停止了翻译。郑永慧对此说，当时家人还认为今后自己不可能再翻译了，便把自己的大部分外文藏书都卖掉了。但作为儿子，郑若麟却非常清晰地记得“文革”期间全家秘密读法语文学的经历，“当时，赋闲在家的父亲无聊时，常常关上门翻阅劫后余生的法文书籍。好奇的我们当然也就缠着父亲要他把书里的故事告诉我们。开始父亲并没在意我们的要求，后来自己读得兴致起来了，便答应我们，为我们口译法国文学作品。这大概可以算作‘文革’中少见的一幕奇特景象吧。于是，在‘文化大革命’最高潮的时候，在窗外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我们姐弟三人围着父亲，用耳朵‘读’完了雨果的《九三年》、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这便是我们法国文学的启蒙教育。”

1949年以后，最具影响力的法国文学译者当属傅雷，但郑永慧有一次还是因为翻译问题，很不给面子地挑了傅雷译本的诸多错误。有一次他谈到自己译《高龙巴》时，有意识地对傅雷的旧译本进行纠正，又发现傅先生本子中“任意删削”和由于理解错误进而自以为是地做发挥性注解的错误达几十处。“像傅雷这样的大翻译家，竟然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因此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浅谈翻译的‘信’》，发表在1990年第3期的《世界文学》上，文中从文学翻译的三原则‘信、达、雅’，谈到傅译的《高龙巴》，列举了一些例子，批判了傅的译文。”在文章结尾，郑永慧说：“

由此可见，翻译要做到绝对的‘信’，是何等困难。傅雷尚且如此，遑论我辈！在翻译上从来没有捷径，只有多一分谦虚谨慎，才能少一分失误。”

在很多读者的印象中，郑永慧似乎只钟情于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他一生翻译了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梅里美、大仲马、左拉、纪德、乔治桑、莫泊桑等人的作品，共有40余部，600多万字。法语文学翻译家柳鸣九昨天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说：“他的翻译量很大，几乎所有的法国19世纪作家，他都有翻译，而且译文非常严谨。”

事实上，郑永慧也是法国新小说最早的介绍和翻译者。法语翻译家、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理事余中先对早报记者说：“我们在大学时候就开始读这位老先生的译作，最初的印象中他只翻译19世纪法国写实主义作品，可是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才知道，那个时候他也在翻译法国新小说的作品，比如罗伯·格里耶的作品。所以他的翻译作品和风格是从写实主义一直到现代和后现代作品。1984年，罗伯·格里耶第一次访华在北京大学开会，郑先生也在，我也是到那个时候见到郑先生，才知道原来郑先生已经那么熟悉罗伯·格里耶，并和他有过书信来往。”

对于这位老先生长达半个世纪的翻译作品，余中先评价说：“我曾翻译过梅里美和罗伯·格里耶的作品，但这些东西之前都已经由郑先生翻译过了，所以仔细研究了他的译作，他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忠实于原著。”文/石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