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湘籍名作家返湘忆旧
周立波在乡下与老农亲切交谈
彭仲夏 谭士珍
20世纪60年代初,湖南文坛比较沉寂,而周边各省文坛却相当活跃,如湖北有姚雪垠、徐迟,广东有欧阳山、秦牧、陈残云,广西有韦其麟,四川有沙汀、马识途等等。湖南虽然有著名作家周立波、蒋牧良分别担任省文联主席、副主席,但这实际上是荣誉职务,他们人在北京,对于湖南文坛的影响自是鞭长莫及。
毛主席建议名作家回湘
鉴于此,中央领导对于湖南文坛的“窘境”甚为关注。1962年秋,毛泽东主席对周立波说,湖南文坛时下很不景气,没有一个扛大旗的作家,湖南那么多名家为什么不回去几个,把湖南撑起来?于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指示新上任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给回湖南来的作家创造一个优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张平化当即表态:作家们回湘后,分别享受省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待遇。
周立波立即从湖南籍作家中物色人选:康濯、蒋牧良、柯蓝三人,无论资历名望还是所作文章,在全国都是一流的。于是由周立波牵头,分别去联系这3位作家商讨返湘事宜。
周立波,湖南益阳人,曾在上海劳动大学社会科学院经济系读书,1932年加入“左联”,主要在报社从事编辑工作,1939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曾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出版的《山乡巨变》深受人们的好评。
康濯,湖南湘阴人,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1942年后发表了一批颇具影响的短篇小说,诸如《我的两家房东》、《腊梅花》等,还著有长篇小说《黑石坡煤窖演义》、《水滴石穿》,1949年后主要从事文艺界的领导工作。此时人在石家庄,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
蒋牧良比周立波大7岁,是资深小说家,湘乡人,上个世纪30年代初参加“左联”,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十年》、《夜工》、《强行军》和长篇小说《湖边风雨》等。
柯蓝,湖南长沙人,与康濯同龄。1937年到延安,就读于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后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和边区群众报社工作,其间创作了中篇小说《洋铁桶的故事》,其后出版长篇小说《不死的王孝和》、《暴动》、《风满潇湘》和电影文学剧本《铁窗烈火》等。他此时正在上海从事专业创作。
湖南文坛呈现勃勃生机
四大作家先后回到长沙,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1962年11月在长沙召开了湖南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432人。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书记金明亲自出席会议;中国文联派遣知名作家赵树理、田汉等前来祝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书记周里一并出席大会。
大会选出湖南省第三届文联委员94人、主席团委员20人,其中主席周立波,副主席蒋牧良、康濯、胡青波、铁可、魏东明、蒋燕、周季平,秘书长谷曼,副秘书长王剑清、王之宪。周立波任湖南省文联党组书记,康濯任党组副书记。
湖南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后,湖南省文联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如何组建“湘军”,多出反映现实、为工农兵服务的佳作。4位作家进行了明确的工作分工:周立波身先士卒,扎根农村体验生活,笔耕不辍谱写华章;省文联日常事务行政工作全权委托康濯主持,要求《湖南文学》杂志每期要有一两个新面孔,每年要从“长势”好的新苗中培养两三个青年作家;蒋牧良身为作协主席,暂时放下手中的写作,全力辅导驻衡阳的某军作家张行修改长篇小说《武陵山下》;柯蓝除了致力于写作,同时兼任湖南省文化局副局长。
当时,湖南省文联的家底非常薄,办公地点在长沙五一路闹市中心——原中苏友好馆楼上,没有像样的生活区,住房十分拥挤狭窄。周立波扎根家乡益阳农村,住在他哥哥家里,开会或研究工作来长沙,只能在宾馆住几天;康濯已举家迁来长沙,他的爱人王勉思从北京《工人日报》调来任《湖南文学》编辑部副主任,一家人没有住房,只好暂住湖南宾馆;蒋牧良、柯蓝的境况也是如此。
不久,遵照陶铸和张平化的指示,在八一路湖南省公安厅对面划了一块地皮、拨出一笔专款,给4位作家每人修建一幢别墅,每幢面积有400多平方米。另外还配备了一间锅炉房专供这四幢房子的热水和暖气。
经过4位作家近一年的苦心经营,湖南文坛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湖南文学》发表了《竹楼夜话》(柯蓝)、《山村激浪》(彭仲夏)、《迎冰曲》(肖育轩)和《烘房飘香》(彭伦乎)等多篇优秀小说。
1963年10月,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张天翼专程来湖南考察。湖南省文联以《湖南文学》编辑部的名义举办了一个文学创作座谈会,聚集了全省诸多专业作家,有未央、王以平、谢璞、刘勇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张行、古华、彭仲夏、彭伦乎、肖育轩、叶蔚林、胡英、王金山、衣冠履、谢鹤林、郭明、李绿森、熊春祜等近20人。大家畅谈写作感受,制定创作规划。
会上,康濯提出了湖南省文联的长远规划:除了《湖南文学》编辑部每年举办一次文学创作座谈会,还打算从1964年起,文联组织在座的作家开读书会,读几部经典名著,时间1个月,不仅通读而且要读得滚瓜烂熟,这叫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要组织山区的作家到湖区去游一游,湖区的作家到山区去看一看,城里的到农村去体验一下生活,农村的到工厂去增长一点见识。会上还决定,《湖南文学》每年要发一至两期小说专辑。
寒冬过后又见春意盎然
原定《湖南文学》1964年2月刊发小说专辑,以周立波的小说《卜春秀》领衔,另有康濯的《代理人》、刘勇的《文化的主人》和彭仲夏的《卖筘记》等4篇小说。岂料因为政治原因,文坛“气温陡降”,这期专辑未能刊出。待到年底,“作家之家”4幢房子已建成,可是这时4位作家宁肯露宿街头,也不愿当养尊处优的“老修”。
房子建好了,却让它空着,这事岂不荒唐?经湖南省委再三做工作,又采取两项缓冲措施:一是“作家之家”每幢另搬进一户,变独居为双户;二是从原专款中拨出一笔钱修一栋可住近20户的三层楼大宿舍,以缓解文联的房荒问题。这样,四大作家才搬进了新居。
这时,“反修”“防修”风声越来越紧。1965年大连会议批判“写中间人物”论,被点名批判的有林默涵、邵荃麟、康濯和方纪。1966年4月,报纸点名批判康濯。1967年8月24日,湖南省会文艺界举行批斗周立波大会,湖南省文联被“彻底砸烂”……从此,作家们惶惶不可终日,蒋牧良也于1973年去世。
粉碎“四人帮”以后,康濯复出,成了湖南省文艺界的领军人物,湖南文学界涌现出一批实力作家,如谢璞、王以平、谭士珍、谭谈、孙健忠、肖育轩、古华、叶蔚林、彭伦乎、莫应丰、张扬、韩少功等;创作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如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芙蓉镇》和《将军吟》,两部作品的作者古华、莫应丰都曾受到康濯的教益。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康濯等4位大作家返湘后的影响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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