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离开北京

2012年08月16日 16:56
来源：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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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映勤

一九一二年五月初，鲁迅随教育部从南京迁到北京供职，直到一九二六年八月南下赴厦门教书，在北京共生活了十四年，当然这也是他在教育部公务员生涯的十四年。

北京是鲁迅的第二故乡，是他除绍兴之外生活得最久的地方，与朋友多次谈起北京总是充满了深厚的感情。他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中国乡村和小城市，现在恐无可去之处，我还是喜欢北京，单是那一个图书馆，就可以给我许多便利。”去世前的几个月，鲁迅还认为：“我很赞成你们再在北平聚两年；我也住过十七年，很喜欢北平。现在走开了十年了，也想去看看，不过办不到，原因，我想，你们是明白的。”（致颜黎民信）。

鲁迅喜欢北京自然有他的理由：

其一，他的亲人都在北京。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底，鲁迅将全家老小，自己的母亲鲁瑞、妻子朱安及三弟周建人一家接到北京，与二弟周作人一家同住于八道湾胡同十一号，周氏三兄弟，除两年以后三弟周建人只身到上海谋生之外，全家三代十几口人都在北京生活。

其二，他的职业在北京。从三十二岁到四十六岁，这十四年的黄金岁月，鲁迅一直在教育部当职员，任科长、佥事，工作清闲无聊，有时间创作研究和教书，除了工资收入，尚有讲课费和稿费、版税，这是他能坚持十四年始终没有跳槽的主要原因。

其三，他的事业在北京。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鲁迅的新文学创作从这里起步、成熟，他的文学创作、译介研究都集中在北京时期，并先后在八个学校兼课，从而奠定了他成为精神领袖和文学大师的地位。北京做过八百多年的帝都，恢弘大气，精英荟萃，文化资源丰富，学术氛围浓厚，思想活跃，信息畅通，图书馆、大学、报刊、书店林立，为鲁迅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方便有利的条件，北京是他大展身手的绝好舞台。

其四，他的活动圈子和朋友圈子也主要集中在北京，这些人包括思想文化界名人，学校任教的同事、学生，社团报馆的编辑、文学青年等等。鲁迅与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激励，这些朋友和文化圈子是鲁迅成长发展的肥沃土壤。

仅从上面这些原因便足以看出，当年的鲁迅在北京可以说是如鱼得水、顺风顺水，声望颇高，人气日旺，那么为什么他要放弃这些离开北京呢？

鲁迅在自己写的《自传》中这样解释道：“因为做评论，敌人就多起来，北京大学教授陈西滢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我只好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做教授。”

鲁迅说得有一定道理，但不是主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逐条来分析：

先说撤职一事。鲁迅参与了北师大的学潮，始终支持学生与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北师大的女校长杨荫榆做斗争，为此，章士钊呈请段祺瑞批准将鲁迅撤职，此事发生在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四日，二十二日鲁迅向平政院投递控告章士钊的诉讼，打了平生第一场官司。但同年十一月章士钊被免去教育总长职务，转年的一月十六日新任命的教育总长易培基，支持学生，同情鲁迅，取消了这个违法的撤职令， 三月中旬官司胜诉，鲁迅官复原职，撤职风波就此平息。这件事不会直接导致鲁迅离京，但因此与教育部关系弄僵却是事实。

再说逮捕一事。在“三一八惨案”中，鲁迅奋笔直书，与段祺瑞政府进行了不懈的抗争，社会上传闻，报纸上也刊出名单，政府要通辑第二批“暴徒首领”四十八人，鲁迅在册，名列第二十一名，他自三月二十六日起离家避祸。但当时的北京政局多变，一个月后，奉军进京，段祺瑞下台，被通缉的威胁消除了，五月初，鲁迅回到家里，可以从容自由地活动了，离京之前，他还多次参加朋友送别的宴请，通辑逮捕之事早已化为乌有。

最后说敌人一事。鲁迅在北京期间，与官僚政客、帮闲文人打了几次笔仗，对复古派、学衡派、鸳鸯蝴蝶派、现代评论派都进行过斗争，颇得罪了一些人，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女师大学潮中与陈西滢的论战，他以一人之力，一管之笔，左右开弓，与周围所有的政客文人开战，树敌确实不少，但是以鲁迅的声望地位、社会影响，更由于他顽强不屈的性格，岂是轻易能让论敌排挤走的，他不可能为了躲避所谓“文人学者”的围攻而不战自退、逃之夭夭。

由此可见，鲁迅离开北京的原因和上面所说的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但决不是主要原因，起决定性因素的另有不便明言的个人隐情，这就是为了追求爱情，为了和许广平开始新的生活，为此，他才选择了离开北京。

毋庸讳言，鲁迅当时是有妻子的，只是与这位名叫朱安的妻子感情不和，两人有夫妻之名，无夫妻之实，结婚近二十年，他在家里过的是孤身生活。一九二五年三月，他在北师大的学生许广平闯入他的生活，两人后来确定恋爱关系，离开北京正是他们商议的结果。许广平后来回忆说：“我们在北京将别的时候，曾经交换过意见，大家好好地给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生活积聚一点必要的钱。”虽然后来约定的时间没能守住，但他们确是精心策划过此事。

鲁迅当时的收入主要是工资、讲课费、稿费和版税，虽谈不上富足，但绝对在中产以上，为了将来与爱人开始新的生活，必要的经济准备是不可少的。就各方面的条件而言，他继续留在北京自然不成问题，但是如果要和许广平结合，继续留在北京显然就成了问题。

首先，妻子和母亲都在北京。他虽然不接受朱安，却也无意伤害对方，没打算过遗弃妻子。只能把这个母亲送给他的“礼物”返还给母亲，让朱安留在家里照顾堂前。自然，自己另有所爱，以朱安温顺平和的性格不至于因此而闹出大的风波，但是同时要在北京维持两个家庭显然多有不便。

其次，当时，他与二弟周作人失和已经三年，兄弟恩断义绝，反目成仇，这种精神打击对鲁迅是致命的，他们在北京共同奋斗了十多年，志趣相投、感情深厚、合作融洽，手足情断让他刻骨铭心、痛心疾首。两人有共同的事业，共同的亲人，共同的朋友。失和以后，再无直接交往，许多朋友聚会宴请，鲁迅都刻意回避周作人而拒绝参加。当然，以周作人的品性，对“有妇之夫”的鲁迅和学生许广平的关系肯定不会认可，为了摆脱尴尬的局面，他在内心深处也许未必愿意和周作人在一个城市生活。

另外，鲁迅自然不会畏惧别人的蜚短流长，但是他的生活圈子就在北京，有过多重的文化身份：政府职员、大学讲师、自由作家、编辑家和文学活动家。此地的亲朋好友、学生同行，熟人众多，自己名冠京华，早已成为人所瞩目的公众人物，关于他的个人生活，势必会遭到世俗舆论的非难与压力，无论是善意的议论，还是恶意的攻击，人们说长道短背后议论，甚至流言蜚语都是免不了的，这些非议，鲁迅和许广平不能不有所顾忌。

上面这些因素，至少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鲁迅如果和许广平结合，继续生活在北京显然有诸多不便、诸多麻烦，与其身处是非之地，不如远走高飞，到一个新的环境开始新的生活。北京他不是不能待，而是他不想待，不愿待。

正是为了追求爱情和许广平到外地开始新的生活，鲁迅这才决定离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