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上海的诗歌少年班：北岛、顾城来讲课

2012年08月14日 16:34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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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顾城来讲课

王小龙除了自己讲课，也请复旦、华东师大等大学中文系的老师来讲课，陆续介绍了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郭小川、庞德、艾略特等诗人的作品。上课氛围很松散，也很活跃。课间时，王小龙会抽着烟和学生们闲聊。

教室隔壁是一间乐队排练室，《在希望的田野上》等曲子常常透过墙壁和门缝飘进来。在这个有高高的屋顶、乐声回荡的教室里，曹秉第一次知道了美国现代派诗人庞德。

他仍记得《在地铁车站》一诗里的奇妙意象：这几张脸在人群中幻景般闪现；湿漉漉的黑树枝上花瓣数点。

但王小龙并不希望前辈的诗意束缚学生的天赋。舒曼记得，王小龙对大家说：“不要刻意学那些诗人，你们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天安门诗抄”的诗人景晓东、“今天派”诗人北岛、顾城也受王小龙之邀，来给学生们讲诗。

1978年，北岛、顾城创刊《今天》时，王小龙曾去北京找他们，自我介绍说：我是上海诗人王小龙——诗歌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接头暗号。

而王小龙位于上海铁路新村宿舍二楼东北角的家，也曾是南来北往的诗人们的集散地。王小龙戏称，这里堪称1980年代上海的一个文化地标。

王小龙记得顾城讲了两个小时，关于梦游和他自己的诗，讲得“非常漂亮”。

舒曼怀着景仰的心情，听老师们讲自己的诗。她喜欢顾城写于1980年的这首诗：

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

讲习班的学员之间也会私下交流诗歌。

曹秉有时候去默默位于东安新村的家里。默默的房间简陋，一张床，一张桌子，很破的沙发。墙上贴满了文学作品的封面和拙劣的海报，“搞得像格瓦拉一样”。

那时的默默，每天写“乱七八糟”的诗，“像发情的小野狗”。从晚饭到凌晨三四点，他不断地激情朗诵自己的诗，还间歇性拍曹秉的大腿、肩膀，让他根本没办法睡着。“这是很多朋友的噩梦。”曹秉夹着烟笑道。

曹秉向《中国新闻周刊》坦承，默默在才情上远胜于自己。他评论道，默默那些奇怪的意象组合，有“巨蟹座偏狮子座的语言暴力”，这是一种在语言的世界里无遮拦的暴力。

“他可能不懂你的诗，但他愿意理解你”

有时候，沈宏非和王小龙的弟弟王依群也来参加讲习班的活动。

那时候，沈宏非还叫沈宏菲。他是王小龙1979年组织的青年宫诗歌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的成员来源分散，各种职业、各个年龄的都有，大部分是诗作发表后被王小龙看上，收到邀请函来参加的。

沈宏非和王依群都是高三学生，一个在浦光中学，一个在继光中学。他们在1979年上海市中学生暑期作文比赛中，同时获得了一等奖，文章刊发在1979年10月12日的上海《青年报》上。

两人的作文主题都是张志新。1979年，在张志新被平反昭雪之后，《青年报》曾多次整版刊发纪念张志新的诗文。

王依群的作文《不满，才有变革》，像是一篇情绪饱满、旗帜鲜明的政论文：

不要再把不满当作是一种可怕的、危险的情绪了。不满固然是一种背叛，但它背叛的是一切陈旧、落后的东西。

而沈宏非的作文《星下的梦》，写的是他在灵魂不灭的遐想中，与张志新的一次“对话”：

说到死，她指星球；说到生，她指宇宙。噢，我终于明白了：星球的生命是暂存的，而正是由这些暂存的、光明的、坚实的星球所汇成的浩瀚壮丽的宇宙，却是永存的！

沈宏非后来凭着这篇文章，被暨南大学破格录取。

当时，胖胖的文学少年沈宏非的才气很招前辈们喜欢。《上海文学》的诗歌编辑孙小兰见了他，就想挠挠他的头。

有一次，沈宏非受邀参加上海市作协的诗歌研讨会。会上都是发牢骚倒苦水的，孙小兰点了高中还没毕业的沈宏非：“菲菲你说。”沈宏非说：“我越听越沮丧，写诗这么痛苦，还写什么？我因为愉快才写?”弄得一众老师都很尴尬，孙小兰却当众表示认同。

在王小龙看来，正是有了像《上海文学》编辑孙小兰、肖岗、《萌芽》编辑郑成义、七月派诗人辛笛等老前辈的帮扶，80年代的上海才会有一个文学繁荣的时期。

“他可能并不懂你的诗，但他愿意理解你。”王小龙充满感念地说。

“实验诗社”

1981年春，持续了三个月左右的第一期中学生诗歌讲习班结业。紧接着，又举办了第二期。

讲习班学员的习作，被王小龙不定期地收入诗作汇编里，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与这些汇编同时油印的，是青年宫诗歌小组的《实验诗刊》。以“实验”命名，是对诗歌形式、风格的一种莫衷一是的探索。

《实验诗刊》为16开本，每期20多页，印50册。王小龙利用工作之便，在青年宫打印印刷。散发对象为全国的诗友，包括北京的北岛、顾城、杨炼、欧阳江河(原名江河)，福建的舒婷、崔晟，山东的谢颐城、梁青生等。

以《实验诗刊》为号召，一个松散的诗歌团体自发形成，被称为“实验诗社”，成员包括：王小龙、白夜、蓝色、卓松盛、沈宏非、默默、王依群、华慰等。

诗社没有固定的地点，不定期活动。“有时候是北京的北岛、顾城来了，有时候是江河来了，我们就聚在一起读诗。”默默说。

相比朦胧诗的晦涩，实验诗社的诗加入了日常生活的元素，有着生动活泼的意趣。王小龙写于1982的《纪念》，被认为是中国口语诗歌的标志性作品：

假如我要从第二天起成为好学生/闹钟准会在半夜停止跳动/我老老实实地去当挣钱的工人/谁知有一天又被叫去指挥唱歌/我想做一个好丈夫/可是红肠总是卖完

学者徐江认为，王小龙在80年代朦胧诗最盛、“苦难”“受难”“英雄主义”这类大词盛行的时候，写出了中国最具现代思维和城市感、最前卫的诗歌，并以此影响了日后被称为“第三代”的诸多上海青年诗人。

实验诗社一直持续到1983年。这一年王小龙29岁，有女儿了，并受命为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策划在上海的活动，没什么时间再组织诗社活动了。

沈宏非在暨南大学“另立中央”，成立“红土诗社”，但不久之后也不写诗了。“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不写诗了，他说我蓝色的纸用完了。”王小龙笑道。

“写诗是为追女孩，追到之后就不写了。”沈宏非则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个被追到的女孩就是他现在的妻子。

曹秉在讲习班中，并没有近水楼台追到暗恋的女孩。直到上大学后，才给正攻读双学位的佼佼者王艳青写了20多封信，谈理想，谈人生，却一直避谈爱情。

在实验诗社结束之前，大概是1981年初夏，第二期诗歌讲习班结束。

“《今天》1980年停刊，1981年又批《苦恋》。领导紧张了。”另外，讲习班介绍了很多外国诗人，也有人告状。

青年宫的上海市中学生诗歌讲习班就此停办。

默默后来办过一些诗社，如“牺牲”“大陆”“撒娇”。

曹秉与舒曼都没有成为诗人，但他们仍旧在写诗，那是生活方式的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