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团矛盾”的傅斯年

2012年08月12日 07:00
来源：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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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 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　　王汎森 著 王晓冰 译　　三联书店　　2012年5月

遆存磊

学者王汎森做傅斯年研究，不同于他人之处，在于其研究资料中不仅包括各类的傅斯年著作，还有“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保存的四千多件傅斯年档案，其中有大量的书信、笔记、批注、未刊稿等。对档案资料的梳理固然须耗费极大精力，但若有眼光，所获取是与付出成正比的。如王汎森对傅斯年在古史辨运动中从疑古到重建的思想转型一直有所猜测，但从傅公开出版的著作中不大看得清晰，直到从其一本题为“答闲散记“的笔记本中，发现傅斯年用极潦草的字体写的一篇讥讽顾颉刚的小说，才认定这一脉络。而王汎森对有价值的材料的运用，是与其对研究对象的整体研究观念相配合的，这也造就了《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的独有价值。 　

傅斯年是现代学术史上极重要的人物，其思想的“一团矛盾”为人所熟知。他写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潮》发刊词，用的却是文言，固然有策略上的考虑，也难免有新瓶与旧酒之间的撕扯；他来自传统家庭，却真诚地呼吁旧有的家庭体制对青年有害。年轻的傅斯年痛苦地发现：他所爱的他无法坚守，而他能够坚守的他却不爱。王汎森引用美国一位评论者的评论，说这种“两难”的主要来源是因为傅斯年这一代人正处在一个传统秩序全面崩溃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旧的规范已失去约束力，旧的道德伦理被全面质疑，但新的规范、新的伦理尚未建立。 　

在学术研究上，傅斯年选择实证的客观方法论显然反应了他意图重建规范的努力，这与传统学术的务虚重心性背道而驰。如傅斯年的古史研究，有一前人所未及的主张，即通过考古发掘证明古代中国文明与历史，他领导的“中研院”史语所以此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著名的安阳发掘，不仅证实了殷商已进入青铜时代，而且有力地反驳了当时流行一时的中华文明西源论。傅斯年对第一手材料的重视及收集材料的方法不仅在他所处的时代风靡，其影响至今也未停歇。 　　

在傅斯年这里，“一团矛盾”与一意孤行是并行不悖的。他的思想中充满困惑与焦虑，但某种想法一旦确定，任是存在任何困难也要做下去。如果放到现今，傅斯年大约要被称为“学霸”的，他的新史观，他建立和领导史语所，没有点无视非难、一意孤行的精神恐怕是做不成的。傅斯年与老朋友顾颉刚关系的变化，本质上与他对自己思想嬗变的忠实相关，即使有个人缘由，也非主流，毕竟傅斯年作为学者的思想脉络是在矛盾与固执前行中可梳理出大概情状的。 　

政治之中的傅斯年，仍然是“一团矛盾”与一意孤行交缠。他看清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但又极力维护蒋的地位；他猛烈攻击腐败与渎职的孔祥熙、宋子文，但又无法触及国民党的政治框架；他拒绝担任政府官员，但又答应出任北大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时代给傅斯年出了很多难题，他只有尽力化解之，能做多少做多少，是否还是一以贯之的实证方法？想起他著名的话语：“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做学问的认真劲儿放到了时政领域，在“一团矛盾”中一意孤行，即使做一个“过河卒子”也在所不辞。

王汎森写的不是完整的傅斯年传记，他关注的如题所言是“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如此的个案研究延伸至中国现代思想史中两个更广泛的主题上来：一是五四青年的文化反传统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二是在中国建立一个学术社会进程中的成功与挫折。无疑，在这部著作中，王汎森完成了他的研究目的。傅斯年作为五四青年的典型代表，其文化的反传统主义与自身出身、修养的矛盾形成吊诡的关系，于是其产生显突兀，其发展亦波折坎坷，有修正、背离，也有坚守不移。至于学术社会的建立，在傅斯年所处的时代，未免是一个大的奢望，而一群学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难逃半道夭折的命运，但已完成的表明了他们的努力，是一代知识分子的辛苦挣扎之见证。傅斯年的一生，一直在矛盾中求取突围之径，即使因时代的拘囿难展其才，但他尽了一位学者、国民的忠实本分，“归骨于田横之岛”，是其对世间的最好辞别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