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语翻译界的巨星”

2012年07月28日 15:01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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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年

王永年译作等身。

著名翻译家王永年逝世，为翻译《十日谈》第一人，博尔赫斯权威译者，人们称之为：

“他走的那一天，天公呜咽，下了一场大雨。他一生勤奋，译作等身，留给世人丰富的精神遗产。”7月21日凌晨三点，著名翻译家王永年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85岁。25日上午，王永年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王永年的亲朋好友，包括大女儿王绛、《博尔赫斯全集》主编林一安、责编王晓乐以及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接受了本报专访。他们深情回忆王老的生前往事，表达对王老的无限追思。

策划：龙迎春

文：本报驻京记者 谢绮珊

人物简介：

王永年，1927年出生，浙江定海人。194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专业，精通英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多种外语，1959年起任新华社西班牙语译审。工作之余翻译了多种世界文学名著，其中翻译的欧·亨利小说畅销多年。他又从意大利文翻译了文学巨著《十日谈》，是中国从原文翻译《十日谈》的第一人。他翻译了《博尔赫斯全集》的大部分篇章，被公认为最传神、最精准的中译本。2006年翻译了凯鲁亚克《在路上》的原始版本。

女儿：

与张爱玲是同学

西班牙语全凭自学

长年居住在上海的王绛，因为去年11月父亲摔跤骨折后身体一直欠佳，便留在北京照看父亲。“他有肺气肿、哮喘，不能动手术，只能采取保守疗法，就回家养着。”王绛说，“我的父亲在21日凌晨三点闭上了眼睛，我们多么期待再一次出现奇迹，但是奇迹没有出现。他以前常常在凌晨三四点就醒来做翻译，现在他再也干不动了，他要休息了。”

“小时候，我们以为父亲就是一棵大树，我们可以安然地躺在树下，现在父亲是一棵常青树……”王绛为父亲深情写下悼词。王绛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句诗正是父亲的真实写照。“我们会记住父亲的教诲，做一个正直的人，对社会有用的人。”

王绛说，上世纪50年代末，新华社要成立西班牙语对外报道组，在北京找了几个科班出身的人，但还是人手不够，又到上海寻找人才，通过中共上海市委打听到译文出版社有个王永年懂西班牙语，结果没有见过人就把他的关系转到了北京。一纸调令，王永年便到了北京，1959年~1973年的14年时间里与家人分离，独自一人住在新华社宿舍。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王永年并非西班牙语科班出身，完全靠自学。“父亲精通英语、西班牙语等多门外语，我们有时候很惊讶父亲怎么会懂多种语言，而且有的语言都不是科班学的。父亲后来跟我们说，只要自己肯下工夫钻研，这些语言都可以触类旁通。”王绛说，“他学语言特别有天赋，而且许多译作都是在工作之余完成的。他这一生是非常勤奋的，我记得他如果手上有稿子，都是很着急地要赶出来，很不愿意失信于别人，他宁可把稿子早点交出去，也绝不会往后拖一天。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守信、守时。”

对于心目中父亲的形象，王绛说，父亲是很传统的知识分子，他曾经说过，他崇尚终身学习的理念，学习是一辈子的事。他也是这样做的。他又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起过他与张爱玲是同学，他出了那么多书，新华社好多同事也都不知道。

王绛告诉记者，父亲的最后一部译作《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有望年底出版。“稿子已交了5年，迟迟没有出版，这对他来说真的是很大的遗憾，他是带着这个遗憾走的。他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最后的译作出版，那是多大的安慰啊。”

出版界：

译作可放满一个书架

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告诉记者，王永年晚年深居简出，拖着病体，却一直没有停下手头上的翻译工作。“他走得并不算太突然。我们近七八年与他打交道，王先生的身体一直都非常不好，长期有哮喘病。他住在新华社的塔楼里，家在二十多层，基本上一个冬天都不能下楼，活动就是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其实也是非常受折磨的一种生活状态。”

“他的子女受他的出身影响，都做了工人或知青，没有机会受到好的教育，王先生的家庭负担还是蛮重的。”赵武平说。

谈到王永平译作的高产，赵武平说，王先生一辈子都非常勤劳，他如此高产，跟他的高效有很大关系。“他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翻译，他的书是可以放满一个书架的。他是一个勤奋的文化工作者，有的人把他冠以大师、巨匠，这倒没有必要，王先生一直自认为是一个普通的文化工作者。”

王永年对当代翻译界有着不可代替的意义。赵武平说，王先生不像傅雷等有着较高知名度，但是他在学界、文学研究界的声望、影响力还是比较高的，他介绍拉美文学是比较早的，而且文学价值比较高。由于他的大部分译作不是像《十日谈》、《在路上》那样的通俗作品，有的人对他也不是特别了解。他在晚年译了《在路上》，有的年轻人喜欢这本书，才开始对王先生感兴趣。

忘年交：

深居简出但洞察世事

《博尔赫斯全集》责编王晓乐是王永年的忘年交。“王先生身形高大，说话声音洪亮，我从来没有觉得他是一个八十多岁的年迈老人。”王晓乐说，“他不太参与社会生活，深居简出，但是他洞察世事。他也没有跟子女生活在一起，长期一个人生活。”

谈到当年王老翻译《博尔赫斯全集》，王晓乐很感慨：“博尔赫斯是一个学者型作家，其作品翻译难度非常大，当年谈博尔赫斯作品版权时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对方也提出苛刻的要求，对所有的译者要进行审查。后来博尔赫斯遗孀玛丽亚·科达玛看到中译本时感谢中国的翻译家们‘为完成这项工程所付出的爱与努力，而爱与努力，正是博尔赫斯复杂而精美的文学作品的两大基石’。”

王晓乐说，《博尔赫斯全集》是王永年翻译生涯中重要的一笔，也是他倾注心力最多的译作。“他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特别认真负责，他的稿子拿过来我根本就舍不得改。最早他交的是手写稿，他的书法工整漂亮，文稿无可挑剔。编辑本来与读者是两个角色，但在编他的文稿时会不自觉地进入阅读者的角色，因为实在是译得太好了。比如说博尔赫斯写阿根廷一些城郊小人物的故事，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语言里有很多黑话、方言，王先生翻译得栩栩如生。”

对话林一安：

王老有生活情调

广州日报：如何评价王老的译作水平？

林一安：王先生学养非常深厚、扎实，又有敬业精神。在编《博尔赫斯全集》过程中，请他翻译作品我是很放心的。我从西班牙文原文多次对照过先生的译品，十分佩服。他翻译博尔赫斯是比较贴近原作的，他的译文“准确、精确、明确”，不像有的人翻译了以后他自己没搞懂，还让读者误以为看不懂博尔赫斯。实际上，翻译得好读者是看得懂的，王先生在这方面做了很大贡献。

广州日报：王老对翻译界有哪些影响？

林一安：他精通多门外语，语言功底比较扎实，我觉得现在像他这样的人不多了。他是中国西班牙语文学翻译界一颗无可替代的巨星。他就像手握着一把犀利的金刚钻，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他有本事揽这个活。而很多不自量力的人没有金刚钻，也敢揽活。

广州日报：在平时的接触中，您认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林一安：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们是上海同乡，我以前经常上他家，见面都是讲上海话。他对朋友很热情，亲自下厨做上海菜招待我，是个很有生活情调的人。我把他当成大哥哥，有时候给他的译作提意见，他也很大度，总淡淡一笑，说：“你尽管改。”他是很鼓励我的。

广州日报：您认为王老的翻译有没有遗憾之处？

林一安：王先生的译笔也不是没有可以商榷的余地。梁实秋曾经说过，没有百分之百准确的翻译，但我认为王先生的翻译已臻炉火纯青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