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王蒙称为“第一恩师”的萧殷

2012年07月22日 14:28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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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

萧殷先生与我未曾谋面，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上中学时，就知道他的大名，也读过他的《论文艺的真实性》、《给文艺爱好者》等论集，印象颇深。他深入浅出地讲解文学理论，带领我们这些年轻的文学爱好者进入文学的殿堂，说来他应算是我的启蒙老师。

萧殷先生一生有三大贡献。第一大贡献，就是在文学界甘为“人梯”，用他的肩膀支撑很多年轻人登上文坛。他在《文艺报》、《作品》和文学讲习所工作时，大量时间都用在扶植文学新人这项工作上。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很多都得到过萧殷的帮助。据说王蒙也受惠于萧殷。王蒙的《青春万岁》就是萧殷主持编发的，因王蒙被划“右派”而搁浅，清样则一直保存在萧殷身边。而王蒙复出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最宝贵的》，又是萧殷组来发表在其主持复刊的《作品》上的。所以王蒙很动情地称萧殷为“第一恩师”。

萧殷的第二个贡献是文学评论。他不是那种局限于学院圈子的高头讲章的论者，而是深深扎根于现实大地的批评家。他坚信文学源于生活，文学应当有益于社会人生，文学必须是真实的。重读《论文艺的真实性》、《习艺录》、《论生活、艺术和真实》等论集，可以见到他一以贯之的文学追求和殷实的批评作风。作为饮过延河水的战士萧殷，他有理想，有热情，始终忠诚于党的文学事业；作为评论家的萧殷，他服膺真理，固守良知，敢于真刀真枪地针砭文坛时弊。１９５６年年底，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受围剿，萧殷公开发文为王蒙辩护。1958年出现“大跃进”浮夸风，在文艺上也有所表现，萧殷敏锐地觉察到这种倾向，写了《求实精神与革命热情相结合》一文，批评文艺界“左倾”的现象。１９６１年，为批判庸俗社会学，纠正简单化的教条主义批评方法，他在《羊城晚报》发起关于长篇小说《金沙洲》的讨论，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萧殷的评论文章总是能抓住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潮中的一些主要倾向，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给予分析说明，他的文学评论富有现实感和战斗气息。尽管萧殷的评论也带有特定时代的某些局限，但他的那种批评的锐气和独立的眼光，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对比之下，现今的文学批评往往缺少萧殷这种大气和责任感。

萧殷的第三大贡献是文学组织。他1938年入延安鲁艺学习，曾任《新华日报》编委、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石家庄日报》副总编辑。建国后，历任《文艺报》编委，中国作协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学讲习所副所长，暨南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中央中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广东省文联、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作品》月刊主编，中国作协第一至三届理事，等等。萧殷在报刊编辑、文艺教学、文艺活动组织等多方面都耗费大量精力，他不但是杰出的文学家、批评家，同时也是杰出的文学事业组织者。他的整个生命都融汇到新中国的文学事业中。

纪念萧殷先生，我们很自然会面对一个如何评价“十七年文学”（即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66年“文革”爆发这一段文学）的问题。这十七年走过许多弯路，有极“左”的影响，但也有特定时期的文学建树，萧殷他们一代人曾为此付出巨大的劳动。“十七年文学”的某些部分事实上已经化为传统，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的根须之中。面对这种新的传统，那些极“左”的教训应当总结，对并不遥远的当代历史，应当有足够的尊重、理解与承担，而不是站到历史之外，采取虚无主义，一概颠覆与抛弃。

萧殷先生的作品不多，也不是很高调的评论家，他扎扎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他从文品到人品都赢得广泛的尊重。萧殷身上似乎有一种我们熟悉的客家人的扎实作风。我为老家河源拥有这样一位杰出的评论家而感到骄傲。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希望广东包括河源，能多出一些有作为的作家和文化人，让南粤的文化事业也能紧随改革的脚步，大踏步前进。萧殷先生在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也是这样期盼的。

（本文为作者在河源市“萧殷与中国新文学批评”论坛上的书面发言）

温儒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