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悬疑文学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2012年07月10日 04:41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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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疑小说《洞穴》作者索莫萨接受早报专访

　何塞·卡洛斯·索莫萨

（José Carlos Somoza）

1959年生于古巴哈瓦那，1960年随全家迁往西班牙，现居马德里。他最初是一位精神科医生，自1996年起转为全职作家。2000年，他荣获西班牙最重要的文学奖项“纳达尔奖”提名。《洞穴》一书于2002年出版英文版，当年即获金匕首奖，并获独立报外国小说奖提名。其作品已印行超过30种语言，目前已有13部作品问世。

　　《洞穴》

【西班牙】何塞·卡洛斯·索莫萨著

李继宏 译

何塞·卡洛斯·索莫萨（José Carlos Somoza）是出生于古巴的西班牙作家，他的悬疑小说《洞穴》曾获得多项文学奖包括悬疑小说最高奖——金匕首奖，《洞穴》以及他的另外一部小说《谋杀的艺术》已经由世纪文景引进出版。受塞万提斯图书馆邀请，何塞·卡洛斯·索莫萨首次来到中国与中文读者见面，上周末他在上海塞万提斯图书馆演讲并与读者见面。在上海期间，索莫萨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

因为《洞穴》在全世界的成功，何塞·卡洛斯·索莫萨被贴上了世界知名悬疑小说家的标签，但仅用“悬疑小说”这样的标签看他的小说尤其是《洞穴》，就过于简单了。《洞穴》这部与古希腊柏拉图学院连环谋杀案有关的小说，悬疑与推理只是一个工具，小说涵盖的内容要比“杀人-破案”本身丰富许多。

在《洞穴》里，借着谋杀案，索莫萨设置了大段的哲学辩论，比如“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什么是知识”、“哲学与文学的关系”等等。而这些命题并非作者在耍小聪明，而是与小说里的谋杀案紧密相连。或者说，小说里的人物接连死去就是为了展开这些辩论。就故事本身而言，《洞穴》原本可以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悬疑推理故事，而索莫萨自己也承认，为了让小说看上去不至于过于简单，他在小说正文之外又设置了“虚构翻译者”的脚注。这些脚注随着故事的推进，居然开始与小说正文对话。于是，索莫萨开始探讨小说形式的限度在哪里？文本与诠释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因为这些讨论，《洞穴》已经超出了悬疑小说的定义。

何塞·卡洛斯·索莫萨1959年生于古巴哈瓦那，1960年随全家迁往西班牙，现居马德里。在古巴期间，他学了6年医，最初是一名精神科医生。但索莫萨的小说似乎与这些经历都无关，既没有写古巴，也没有写流亡，也没有把从医经历写到小说里。索莫萨对早报记者说：“不是不写，是时候未到。”“相对于政治，我目前还是对艺术、哲学、历史这些问题更感兴趣。”“我的两个身份，包括精神科医生以及作家，我应该是很疯狂的。但是，我开始解释，我做精神科医生正是为了确信我是谁，我作为一个作家的身份是来审视自己。在镜子里看自己的时候，我怕自己疯了，但是我的精神科医生的身份告诉我，你没问题，你的精神很健康。”

理性与非理性无法割裂

东方早报：《洞穴》中大段内容在讨论哲学问题，连环谋杀案的发生其实也与哲学有关。在写作时，你是哲学家还是小说家？

索莫萨：再怎么说，它还是一本小说，我还是个小说家。这里确实涉及了很多关于哲学话题的讨论，也对柏拉图和他身边的人进行了描述，但我其实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不过我对哲学一直很感兴趣。

东方早报：小说借着里面的人物似乎在挑战柏拉图以及他的哲学观念，是这样吗？

索莫萨：我的作品不是在与别人讨论柏拉图主义，但我希望这本小说是对柏拉图的致敬。哲学家怀特海说，所有的西方哲学都在为柏拉图做注脚，我也希望《洞穴》是其中的一个注脚。但我想塑造的这个柏拉图，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圣人，他也会说一些琐碎的事情，有血有肉。就我个人而言，倾向于柏拉图主义多于亚里士多德。

东方早报：小说里讨论的一个重要哲学命题是理性与非理性，作为一名写作者，一名前精神科医生，你站在哪一方？

索莫萨：我本人是一个偏理性的人，但在创作中，我对非理性的人和行为作了更多描述，我想表达的是，非理性对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是情感支配了我们的生活。对非理性的讨论是我的个人兴趣，不一定跟我工作有关。理性和科学对认识世界很重要，但仅仅只有理性和科学，肯定是不够的。人的情感力量是很强大的，人在想事情做事情的时候，不是只靠算计，爱一个人或忘一个人，都是受情感所支配的，而不是理性在告诉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情感去爱一个人。

东方早报：在小说里，里面的人物选择自杀和牺牲，我们可以看作是非理性的，但他们选择自杀也是理性思考的结果。

索莫萨：从深层角度看，无论战争还是谋杀，都有很多精神上的因素，小说不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理性，什么是非理性，也不是告诉我们理性与非理性哪个更好，在现实中，这两者是共存的，无法完全割裂。

把阅读小说的感受

写到小说里

东方早报：如果说《洞穴》是一部悬疑小说，那它过于复杂了。你采用了多文本结构讲同一个故事，而且到了小说最后一章，又推翻了前面所有对谜团的解答。这样的写法也能获得畅销，你预料到了吗？

索莫萨：在最初，我只打算写一部关于柏拉图时期雅典的悬疑小说，但我想给读者更多想象空间。一开始写的就是那个杀人故事，但自己读了以后觉得还是需要加注，否则很难理解，所以我再加了一个人物帮助读者去理解，结果小说越来越复杂。我不是刻意要去写得复杂，但我想给悬疑这一类型文学一点不一样东西。之前的伏笔埋得越多，读者到后面的惊喜就越多。而且我相信读者是能沉浸在这样的故事中的，复杂不是个（阅读）问题。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曾担心，这个题材和结构太特别，但这本书最大成功不是畅销，而是每一个看过的读者都惊讶于这样的写作并且能接受。

东方早报：从内容上看，小说包含了故事正文和脚注；从叙事看，小说包含了讲故事的人和故事翻译者。到了最后一章，我们最终看到，叙事者其实只有一个。所以在我看来，你借着这个故事也在挑战小说的限度，是吗？

索莫萨：书里面，译者一开始只是在做简单翻译，但是他看到了小说里的细节，认为小说一定隐含了其他东西，要去揭露真相。最后译者给小说的脚注就像日记一样，记录他每天发现了什么。这一层层揭开真相的过程，倒是更像读者的角色。因为读者也会有新的想法，也会加在作品上。书里有个情节，里面有个人物要被杀了，结果这个译者在他的脚注里不自觉地“大喊”，要让小说里的人物当心。普通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内心也会有这个反应。我只是把读者阅读小说的感受写到小说里。

东方早报：但很遗憾，可能由于商业原因，外界给你的标签只有一个——“悬疑小说家”，你怎么看这个简单的标签？

索莫萨：标签很正常，有时候标签跟作家本身并不符合，我因为《洞穴》畅销，经常受邀参加很多讲座，有的主题是侦探小说，有的主题是历史小说，也有让我去讨论哲学问题的，我还参加过一次同性恋的研讨会，只因为我的小说里面提到了一些雅典时期同性恋的元素。大家喜欢给作家分类，但我在写的时候不会给自己设定这样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