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的中国内地影评

2012年07月05日 04:36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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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创刊的《电影》杂志封底。如今已是名导的吴宇森当年也参与编辑。图片 罗卡

中国内地没有真正的影评人。这是几乎所有关于中国内地影评现状讨论的通用开场白。

是的，这句话在严格意义上完全没错。尽管经常在互联网等平台上发表关于电影意见的人如此之多，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候，但中国内地依然没有影评人。为什么当前表面繁荣的电影创作无法带来真正稳固的影评人队伍，我想中国断裂的电影文化发展与之脱不了干系。

在1980年代之前，影评和电影一样，多为政治而为。影评的写作，多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艺术上的批评不是没有，但政治是第一位的。1980年代的电影评论随着《大众电影》900万的发行量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每个工厂、机关、村镇都有自己的影评小组和影评征文大赛，把电影评论搞成群众运动大概在全世界也绝无仅有。这种观后感的战役热烈但并不专业，未生成带有厚度的积淀，所以在电影环境和文化环境剧变的1990年代迅速湮灭。

我们今天的影评，是典型的互联网文化产物，即使是传统媒体上发表的影评也脱胎于互联网。在豆瓣、时光等网站上，在微博上，每部新片都会激发观众的灵感，创作出令人咋舌的影评数量。这些评论大多文字散漫，以表达强烈的观点为主。

所以在数量上影评已经很繁荣了，但我们依然对影评的状况极为不满，不仅制作、发行公司不满，影迷、读者不满，连被称为影评人的人也对自身状况感到失望。

在国外，影评人是一份可以终身从事的工作，而且是媒体行业中颇受尊重、颇被羡慕的一个岗位，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和西方同行比起来，中国的影评人只能算“半影评人”，既缺乏足够的专业素养，也没有适宜的工作环境和发展土壤。

罗杰·伊伯特在《芝加哥太阳时报》写了45年影评，至今仍在一线。斯坦利·考夫曼和《新共和》，宝琳·凯尔和《纽约客》，安德鲁·萨里斯和《村声》，是连体婴儿一样的共生传奇。这在中国同样是无法想象的。

立足于媒体的职业影评人建制对影评传统的树立极其关键，这个因素常常被忽视了。中国的“半影评人”缺乏职业安全感和归属感，盖因于此。以自由撰稿人为约稿主体的媒体影评制度固然有灵活自如的优点，但缺点也显而易见，它无法培养一以贯之的电影立场，也没有稳定的追随者，其版面口味随着约稿编辑的取向摇摆不定。影评人即使在一家媒体写糟了，大可以另换几家，不会对其声誉造成致命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媒体的稿费低廉却税率奇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自由撰稿人的生存空间，所以不领取固定工资、以自由撰稿为生的影评人常常觉得朝不保夕，对自身的职业认同感出奇的低。这导致很多影评人以投身电影行业为归宿，即使无法从事创作，那也可以做做宣传发行。

既然影评人自己都朝三暮四，把写影评当做权宜之计，那他如何愿意花时间、精力去提高专业素质，并逐步培养公信力呢？

毒化影评环境的还有泛滥的红包现象，当然，媒体收受红包是新闻界乃至全社会集体腐败的一个缩影，影评界不能独善其身。每部影片宣传发行阶段，都会找一帮所谓的影评人吹吹打打，俗称“交口称赞”，制造一种不世出的杰作即将面世的假象。

影评沦为营销工具，也就有了“影评包工头”这种职业，某些小有名气的前影评人，每逢新片上映，就从宣发公司承包来若干篇“影评”的任务，再分包给不同的枪手，从中赚取差价。美国媒体也有类似的影评枪手，但他们明目张胆接受现金的不多，一般是接受吃请或小礼物，或被邀请探班，这类人被称为“junketeer”，最是被正规的影评人看不起，在美国影评界名气和地位都不高。国内则是收钱越多的人越走红。

因为被收买的影评人太多，所以说真话成了最急迫的需求，这经常掩盖了中国影评人的另一个重大缺陷——专业素养不足，乃至反智之风盛行。很多人（包括影评人自己）拒绝承认电影评论的写作是一门专业技术，这就为他们的懒惰和不思进取找到了很好的借口，导致的现状就是95%以上的媒体影评说的都是毫无独到见地与智识深度的废话。很多对电影本身也毫无兴趣，计算电影票房数字、预测奥斯卡和匿名传播八卦明显更吸引他们，我觉得统计员、占卜和当狗仔更适合这类人。

若要问，这种令人沮丧的局面会在短期内得到改善吗？即使是非常乐观的人，恐怕也给不出可行的药方。因为大环境和影评人自身，都需要经历摧毁式的改造，而没有任何人愿意“自杀”。

（作者系内地著名影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