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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的沦陷

陈鹏举

中国的文化方面的专家,历来多是文人。可惜好些时候以来,我们的专家,很少是文人了。这情形,在文化没有出现整体性缺失的时候,似乎并没显现出什么紧要来。可惜时下不行了,文化的缺失甚至让整个社会捉襟见肘,于是专家的沦陷,就变得紧要和不堪起来。一些日子之前,见到红学家前辈冯其庸,我说红学是可以长久进行下去的。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因为曹雪芹是文人,只是又因为现在的红学家基本上都只是专家了。文人和专家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在于文人什么都感兴趣,文人的涵养是多方面的。文人是现今所谓的“国学”的热忱的涉猎者。文人的人生有意或无意地被中国文化所养育,由此渐渐完好自己的内涵和气质,走着成为一个大写的“人”的文化历程。时下的专家呢?他们是至今不远的年代里出现的群体。由于现代社会分工的渐渐精细,文化被更多地界定为知识,而且知识被不厌其细地分门别类。专家是这些分门别类中的佼佼者。专家的知识不可谓不精湛。只是知识,或者可以称之为学问,由于被分门别类所囿,往往失去了一种与天地人心直接牵挂和交流的天然性。于是,红学有幸了。红学可以被长久进行下去。文人曹雪芹创造的《红楼梦》,很自然是一部百科全书。分门别类的专家各自从他的那扇门、那一类看过去、说开去,结果就很自然是瞎子摸象了。因为是瞎子摸象,所以一部《红楼梦》可以轻轻松松地对付前仆后继的红学家,让他们于心不甘、又雄心勃勃地“红学”下去。

到了今天,还真不只是红学家的那种尴尬了。譬如“汉玉凳”这样的丑事出现,标志着在社会文化整体性失缺的背景下,有关专家体无完肤的沦陷。伪造者见到一些玉,出于谋财的动机,拼凑出了毫不靠谱的“汉玉凳”。拍卖行是生意关系,走了专家鉴定的程序,上拍了 “汉玉凳”。买家有钱,想收藏最好的东西,自然会买独一无二的被专家认定的“汉玉凳”。这座“汉玉凳”的出现和被买卖,原本就是个低层次的折腾。可惜还有媒体,不厌其烦的所谓质疑和辩解,把它当做了一个值得争议的文化课题。于是各方面的好多人一起参与了一件没有文化含量的所谓文化事件,结果是很明白地佐证了社会文化整体性的失缺。这件事真的让人感觉很悲哀。这么多的人,居然都不知道我们的汉代先人是席地而坐的。汉代无凳。所谓的“汉玉凳”,无从谈起。这样的“汉玉凳”事件,我想,数十年前,上个世纪,总之在文人多多的年代,一出现就会被笑话了。可惜时下,肉麻被当做了有趣。甚至那个专家在伪造者自白之后,还要露面辩解。理由是,他的鉴定不是为钱所役、他以前有过鉴定的成绩。这是什么话?鉴定对错和拿不拿钱有什么关系?没拿钱,还鉴定错了,排除了贪钱的前提,更说明是纯粹的能力不行。原来的成绩和现在的失误有什么关系?这样的辩解,只能说明,甚至是故宫研究员之类专家,也可能不可理喻。文化的基石和境界,是常识。可惜汉代无凳这样的常识,那个专家不晓得。

本文无意和那位专家作难,只是感觉这么件教人难堪的事,反映出了文化的整体性失缺。好些年来,文化渐渐离我们远去,尽管人们对文化的向往犹在。譬如前几年上海博物馆的72件国宝展,曾经让人们如此激动。人们大多不懂书画,还是争着去现场,想更多地去接受。人们找到了看起来很通俗的《清明上河图》,一遍遍地排着长队去观看。还譬如台北故宫的那棵玉的大白菜,许多人如数家珍。诚然,这是文物古玩的abc。然而文物古玩历来小众化,要让更多的人有所了解、理解,需要社会、需要懂的人,需要专家去讲解,去普及。文化的失缺,大众不可指摘,专家应该为此自我检讨。中国的专家,特别是中国的文化方面的专家,是要必备人文情怀和文人学养的。五千年的文化,哪怕落实到你这个门类,也要求和天地相接,和万象牵连。譬如就说“汉玉凳”,就从玉的做工和凳的款式而言,哪里有一点汉代的气象?汉代是什么?汉代是中国文化意气风发、器宇轩昂和沉雄苍凉的时代。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的石刻是汉代,苏武和李陵的诗、司马相如的赋、司马迁的文章是汉代,曹操的横槊高歌是汉代。 “汉玉凳”是什么玩意儿,竟然被认定和汉代沾边。这样的认定,只能说明时下的那么些专家在文化上的自我沦陷。中国的文化方面的专家,没有对中国历史的敬意、惦记和内心感动,有什么资格在他所在的门类里信誓旦旦,有什么资格侈谈担负传承文化的使命,又有什么资格去服务社会和启迪大众?专家的沦陷,需要专家自赎。

※本版与上海市收藏鉴赏家协会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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