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斯：我在“打捞”香港文化

2012年06月30日 07:27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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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斯很担忧香港文学的发展前景。

香港有这样一位文学家，微细至港式丝袜奶茶在他笔下也妙趣横生，他就是也斯。日前，香港书展组委会宣布他成为今年书展年度作家，同时传出他罹患肺癌三期的消息，一时成为文坛关注的焦点。在香港书展开锣前夕，本报记者赶赴香港专访了也斯先生。

文/图 本报记者 吴波

逃难香港：

父母带书不带钱

也斯原名梁秉钧，1949年生，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比较文学博士。现为岭南大学比较文学讲座教授。在香港湾仔国际会展中心接受本报采访时，他告诉记者：“自己的身体慢慢康复，正准备恢复上课。”

也斯创作有诗集《雷声与蝉鸣》、《博物馆》等十一卷。小说集有《养龙人师门》、《剪纸》、《岛和大陆》、《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布拉格的明信片》、《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小说《布拉格的明信片》及《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曾获第一届及第十一届中文文学双年奖。诗集《半途》获第四届中文文学双年奖。也斯堪称“多文体”作家，他写诗、游记、美食，也写影评。

也斯出生在广东新会，翌年便被父母带到香港。“战火频飞中，父母多次迁徙，爱书的他们因舍不得家里的书，而无法带更多的值钱物件，以至于父亲在香港生活潦倒，无所适从。”他说，“虽然没有内地生活的直接经验，但我的家中有许多当时从内地搬来的书，通过书和父母对内地有间接印象，与此同时，我的生活直接面对香港现实。”

四岁时，也斯父亲去世，幼年的他在香港仔黄竹坑生活，外祖父在一个农场种菜、养鸡，母亲起初也在农场做工，后来接一些穿胶花、粘火柴盒的手工活。外祖父喜欢旧诗词，擅长书法和对联，常跟儿孙讲广东才子伦文叙的故事。母亲在做手工时也会教也斯读一些从内地带过来的书，比如《长恨歌》、《琵琶行》、《赤壁赋》、《李陵答苏武书》等，也斯念得朗朗上口。家庭的影响使也斯对中国古典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求学经历：

翻译地摊外文旧书

读小学五年级时，也斯随母亲搬到北角，读遍家中由内地带到香港的“五四”作品。他说，“朱自清编的《新文学大系》诗歌卷是他的新诗启蒙。当时的香港旧书店老板还用速印机翻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诗集，我买过卞之琳、穆旦、李广田、王辛笛的诗集。”

中学后期，他在中环、尖沙咀的旧书摊上发现不少外国书，他开始试着翻译。考大学时，他选了浸会大学英文系，从此研究现代诗。也斯认为自己成长的年代正与香港本土文化的发展同步。“香港的社会在变，1967年暴动之后采取方法舒缓社会内部矛盾，解决贫富悬殊、贪污的问题，所以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廉政公署、九年免费教育、建公屋，年青一代开始有机会写文章或者办杂志，《中国学生周报》、《大拇指》出现了。那个时候开始写小说的人，就想着怎么去写香港的故事。”

浸会大学毕业后，也斯辗转任职多间报馆，他熟悉香港草根阶层的生活，认识了许多传媒、艺术界的朋友。他写了八年的专栏，涉及书评、影评、艺术评论，也出了一些书。1972年，也斯和朋友合办《四季》杂志，就尝试着做了一个加西尔·马尔克斯专辑，1982年，加西尔·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梳理专栏作品，

呼吁良好创作环境

谈起香港文化，人们的第一印象是电影和流行音乐，如果再深入到文学，也许还有武侠、言情、奇幻等通俗小说以及发达的专栏文学，而纯文学则被逼到了旮旯里。也斯告诉记者，目前，他正在做着“打捞”、“发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学的工作。“‘发现’这个字眼也许用得奇怪，但当时没有人整理香港文学，中学读的课本里也找不到任何与现实时空有关联的文学作品，以前的香港作者反而变成陌生的名字了。”他表示，“因为商品主义的高度发达，香港的纯文学杂志和报刊的读书版面悉数死亡。对比大陆和台湾文化人，他们都有《收获》等这样的纯文学阵地，更多香港作家的作品发表在报纸的专栏上无人梳理，这让香港文学很吃亏。”

他指出，“香港的文学传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是以专栏形式发表在报刊上，他们都要写专栏为生，并在这样一个‘栏’的限制下做探索。所以我这几年就从理论上整理上世纪50年代的专栏作品。我们看到那个年代是金庸、梁羽生式武侠小说的兴起，岭南画派从广州发展到香港，一直发展到了抽象的水墨画等等，从那以后的香港文艺好像有一个还魂再生的感觉。”

他说，“现在香港年轻作家的最大困境是：出名很容易，但出名之后很难。他们没有自发的文学空间，同时，他们的生活经验也比我们匮乏。”

文坛交往：

喜欢汪曾祺的真诚

也斯告诉记者：“旅行可以让你多看这个世界，多看不同人的生活，这跟我自己读比较文学也有关系，因为比较文学重视多元文化。我自己是喜欢旅行的。”

“1998年，我在柏林留了很长时间。我很喜欢柏林这个城市，因为可以看到很多历史的层次，战前的、战争中的、战后的。德国人很能面对历史，他们不逃避，而且会深刻反省，这是很难得的。德国小说家格拉斯对德国的历史就特别有反省。”

“1985年，我刚刚回来香港教书的时候，跟内地有过一些半官方半民间的交流。当时遇到过一些作家，像老一辈的汪曾祺、陆文夫、高晓声，也见到年青一代的刘索拉、张辛欣、王安忆，大家沟通得挺好的。”

“我很喜欢汪曾祺，他不装腔作势，交往很舒服，他叫我去北京看他，还说要做饭给我吃。他很会下厨，对生活充满兴味，能文善画，还说送画给我。之后他病了，直到他去世，我都没法去看他，真可惜。我之前也去过苏州探望过陆文夫，他带我去吃饭，介绍我认识当年跟他一道下牢的大厨师，教我体会更多《美食家》中的细节。”谈起与这些文人的交往，也斯很是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