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为何不“传位”给儿子？

2012年06月16日 05:19
来源：广州日报

字号:T|T

0人参与0条主评论 0条评论0条总评论 打印 转发

皇姑屯事件中张作霖乘坐的列车

寓居天津退休经商的黎元洪

《文武北洋》

章士钊

吴佩孚与张作霖最后一次会面（首次发表）

新增15万字100幅珍稀图片，《文武北洋》再版重现北洋时代

日前，学者李洁的作品《1912-1928：文武北洋·枭雄篇/风流篇》发布会在北京时尚廊举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图书势力榜评委雷颐、知名学者章立凡、丁东等嘉宾，分别与李洁就北洋时期的军政史等话题进行了现场交流。

《文武北洋》初版于2004年，此次由铁葫芦图书策划的重编版分为两册出版：《文武北洋·风流篇》及《文武北洋·枭雄篇》。新增15万字、100幅鲜见的珍贵历史图片，与原书相比丰满了近40%的内容。作者李洁采访了不少历史人物的后人，如：章士钊侄女章含之、段祺瑞曾孙女段殳、陈独秀孙女等人，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均为国内首次发表。

文、图 本报记者 吴波

全新史料

解读真实北洋

学者傅国涌认为：《文武北洋》这本书少了迂腐气，多了几分现场感，让人们在早已被冷落的遗址中间看到了许多被遗忘的历史细节。

对于重编版的面世，李洁称，“时过8年，重温旧作，实不忍卒读！当初，对人物的研判、对史料的掌握、对读者心理的拿捏、对出版标准的考量，都过于随意。为不敷衍读者，用3个月的时间，重编了此书，故名‘重编版’。”作者指出，“北洋时代可能并不是一个颟顸武夫秉政、人文精神沦陷的时代。也许，它是古老中华步入选票时代的艰难肇始，是一些大人物意欲让中国融入世界游戏规则的笨拙尝试。”

在书中，作者集中记录了自己对于“北洋时代”的寻找与发现，以人物为经线，时间为纬线，实地探访历史遗迹，耙梳史料，“亲访”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李大钊、陈独秀等活跃于北洋时期的风云人物，追述他们在晚清民国大变革时代中的沉浮，以崭新的视角，生动的笔触，还原了北洋时代的风貌，呈现出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间的政治生态、人物风采。

李洁现场解读了书中新增的不少历史图片及资料，如：由段祺瑞后人段君宜女士提供的段祺瑞灵堂照片，蒋介石亲笔题词“芝老夫子千古”；1926年吴佩孚与张作霖最后一次合影、陈独秀晚年最后一张照片等均为国内首发。尤为重要的是，“枭雄篇”还首次发表了由日本人拍摄的皇姑屯事件系列照片，完整呈现了这一历史事件的过程。

章士钊笔名

为何独钟“桐”？

章士钊以桐自喻，一生笔名多带“桐”字——青桐、少桐、秋桐、孤桐。中国历代士人每每借草木言志，更有以树喻人之习。“桐”字系列的笔名记录了章士钊由一个长沙乡间才子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大政论家的全过程。

他自己解释过这些笔名的由来：少年在老家读书时，他总爱在庭院里的一老一少两棵梧桐树之间徘徊，尤其那株少桐，皮青而干直，很得他喜欢，他常在树下或沉思或吟哦。二十二岁在上海滩开始办报时，他用的是“青桐”和“少桐”。后来在日本参与革命活动时，一位挚友因黄花岗起义失败而愤然蹈海自尽，他“黯然有秋意，感于诗人秋雨梧桐之轴，遂易青而为秋”。回国后，他一直以“秋桐”面世。不料，某天，他的结义大哥章太炎突然告诉他：《红楼梦》中贾琏之妾就叫秋桐，你怎么能拿风流的贾二爷小老婆的名字作自己的笔名？于是，他又从唐代白居易的《云居寺孤桐》一诗得到启发，改名“孤桐”。

于是，北洋时期的“孤桐”就成了朝野争相阅读的符号。

吴佩孚

曾拒绝前苏联的拉拢

本书关于吴佩孚一段写道：他这个人思维非常好，娶了原配，就不想娶小妾，有一个人向他求爱，他在情书上批了四个字，“老妻尚在”。

李洁说，“近年出版的一套极有价值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数据丛书》，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正是这套重新解密的前苏联国家档案里翻译过来，让我对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政局，对吴佩孚等人的政治抉择，有了全新的理解。令我大为惊奇的是，原来，苏联人在决定帮助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之前，最先看好的竟是吴佩孚！若不是民族气节极重的吴大帅拒绝了苏联人的诱惑，现代中国究竟走向何处还真未可知！”

袁世凯

“遗诏”继位者三人

就在袁世凯忙碌着登基的时候，未来的三公主袁静雪瞅着丫鬟买回来的五香酥蚕豆傻了眼——袁静雪无意发现包蚕豆的《顺天时报》竟然与自家的《顺天时报》完全不一样！外边的报纸上多是反对父亲称帝的报道，而自家看到的“舆论导向”却全是拥戴老爸当皇帝的消息！三小姐懵了，当晚例见父亲时，就把包蚕豆的报纸递了上去。

老袁恍然大悟：都是大儿子捣的鬼！第二天，盛怒的袁世凯招来袁克定，越说越气，甚至亲自动手用皮鞭狠狠抽打了不肖之子，且边挞边痛骂其“欺父误国”。迟至此时，袁世凯才明白：他将国体改为帝制，并非“天下归心”。他追悔莫及，一病不起。袁世凯的第七子袁克齐详细回忆了袁的弥留之际：“记得我父亲死的那一天，曾把大哥叫到里屋去，我们在外屋听见我父亲说：‘这个事我做错了，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过了半小时，他就死了。”

就在袁氏尸骨未寒时，徐世昌、段祺瑞、袁克定等人打开了他生前写就继任者名字的“金匮石室”。那张纸上并没有传言中的“袁克定”，倒是依次写着“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位。

对话李洁：

北洋并非武夫秉政、人文沦陷

广州日报：《文武北洋》畅销了8年，8年之后为什么还想到重编？

李洁：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即试图用自己的文字冲开覆盖在历史上的层层污秽或金粉——后人强涂在“好人”身上的金粉，其实和覆盖在“坏人”身上的污秽一样，都是对其本人和历史原貌的一种污损。总之，我是想尽量看清我感兴趣的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与体态，再通过他们，了解一下他们那个时代的真相。于是，我开始有计划地写这本书。

我选了民国初期，亦即北洋政府时代，开始了我的“清污工程”。我从一本本史料里，找到九位我最感兴趣的人——那会儿，我忘了“好人”和“坏人”的正统定位，然后，一个个地细读他们。逐渐地，九位各有非凡魅力的故人从历史屏幕的最黑处一个一个地显示在我眼前，接受我的访谈。我至今都感到庆幸——我找对人了！

时过八年，重温旧作，实不忍卒读！为不敷衍读者，我用三个月的时间，重编了此书，故名“重编版”。当然，图片自然也比上两版丰富了不少。这些图片，凡历史照片，多是本人经年累积的；凡现实场景，则无一不是本人在各地亲手拍摄的。

广州日报：那么8年前创作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李洁：我也没想到，《文武北洋》会一直有人读。我是一个喜欢寻找真实历史境况的旅人。我的直觉每每在史料与遗址的场景切换中得以印证。我行，我记；我思，我写。开始是兴致，后来是责任。每过一段时间，便有了讲述的欲望。2004年1月版的《文武北洋》，就是一次话题比较集中的讲述。尽管我的“北洋观”得到了一些朋友的认可，但散落在各章节里的不少谬误每每让我暗自汗颜。书出当年，两次加印，仍不能抹去很多遗憾。

广州日报：您怎么看北洋时代？

李洁：北洋时代可能并非一个武夫秉政、人文精神沦陷的时代。也许，它是古老中华步入选票时代的艰难废始，是一些大人物意欲让中国融入世界游戏规则的笨拙尝试。我多年来潜心于寻访北洋人物的故址、遗迹、收集、耙梳北洋史料，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历史”，我希望以与教科书不同的崭新视角、生动的笔触，呈现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间的政治生态、人物风采……

广州日报：您怎么看待吴佩孚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将才还是帅才？他是否在所有军阀之中最有民族气节？

李洁：如果不是乱世，他将是非常难得的帅才，对于他怎么走向悲剧是非常复杂了，我书里也有一点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