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春天》问世半个世纪，“里约+20”峰会即将举行

2012年06月14日 07:10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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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我们所需要的，是绿色思想版本上的升级。从浅绿色向深绿色升级，从老环境主义向新环境主义升级。

● “里约+20”峰会上，各种新老绿色思想将于20年后再度汇聚。我们期望听到、看到影响下一个20年的新观念和新人物。

●主持人：本报记者 柳森

●嘉宾：诸大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解放观点：本月底，筹划已久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20周年会议 （简称 “里约+20”峰会）将如约而至。有意思的是，在与此相关的各种预热讨论中，有一本书的身影屡屡闪现。它叫《寂静的春天》。

诸大建：由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撰写的《寂静的春天》初版于1962年。半个世纪前，是它为人类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发出了第一声警报。自此，呐喊发酵为一场思想启蒙，“环境保护”这面旗帜再也没有在现代文明的舞台上缺席。此后，差不多每隔十年、二十年，就有在人类环境事业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或文本诞生。

从这个意义上讲，《寂静的春天》当之无愧为“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肇始之作”。这也就比较好理解，为何此后半个世纪以来，直至今日，但凡人们议及环保，卡逊当年的第一声呼喊依然萦绕耳畔。

解放观点：在您看来，自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以来，人类环保思想的变迁，又经历了哪几个关键节点呢？

诸大建：如果把《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并引发广泛关注，视为现代环保运动的肇端，那么到了1970年前后，随着一些国家开始在政府中建立起独立的环境部门，专业的环保技术团队开始涌现，“环境科学”兴起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发轫于1962年的“老环境主义”可谓取得了制度性成功。以此为基础，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世界环境日”的设立，同年由罗马俱乐部提出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的发表，一起构筑起现代环保运动的第二个里程碑。

然而，经过此后十余年的努力，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人们还是明显感觉到了问题。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搞环保的人总在对这个糟糕的世界忧心忡忡，他们似乎常常能指出很多问题，却对现实的改变没有任何切实有效的“方子”。在“经济增长”成为时代主题的大势下，环保人士的呼吁与实践因常常脱离经济甚至无视经济而屡屡被边缘化。于是，1992年，在1972年联合国环境大会召开20年之际，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应运而生。

在这次会议之前的1987年，联合国出版了《我们共同的未来》。针对原先“环境”和“发展”经常是“两张皮”的情况，即世界上北方发达国家富起来了以后大谈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而与此同时南方不少发展中国家尚处贫困中，率先提出了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试图将环境与发展整合起来，可视为现代环保运动的第三个里程碑。

然而，尽管“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成功诱导传统环保理念向新版本升级，但当时间走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仍暴露出既有的环境主义思想背后的谬误。长期由GDP主导的传统经济增长主义，既无限制地消耗、恶化了人类的资源环境，也让传统环境主义注定难以走出“先污染、后治理、再污染、再治理”的恶性循环。承载“新环境主义思想”的“绿色经济”思路正由此而来。“绿色经济”不再是环境治理、环境保护意义上的概念，它更主要是指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思路。

这就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四个最重要的关节点。概括而言，前两个节点代表了传统的环境主义思想，我称之为“老环境主义思想”，后两个则代表了“新环境主义思想”。或者更简单点，前者叫 “浅绿色”，后面叫“深绿色”。而当下我们所需要的，是绿色思想版本上的升级。从浅绿色向深绿色升级，从老环境主义向新环境主义升级。

解放观点：真正要实现由“老”而“新”、由“浅”向“深”的升级，本质区别何在？诸种变化又该如何推进呢？

诸大建：能否从思想、技术、制度这三大支柱上合力突破既有的谬误，恐怕是当前这轮版本升级可否有实质性进展的关键。

从思想上而言，如果说“老环境主义”总是脱离经济发展的主流，在此之外做一些工作，那么新思想则认为，环境思想必须“主流化”。如果说，在老环境主义时代，环保只是学环保的人的事情，那么，在基于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新环境主义的时代，非专业出身的环保新人类将成为绿色经济的主流。他们是绿领企业家、绿领政府官员、绿领学者，等等。只有环保成为经济社会活动的主流，绿色发展才有希望。再则，如果说，在老环境主义时代，经济增长常被看作破坏环境、消耗资源的罪恶之源，那么，在新环境主义看来，问题不在经济增长，而在如何绿化经济增长的方式。企业和政府不应是环保事业的“敌人”，而是环境问题的解决者和绿色创新主体。基于此，环境行动应由消极应对转向积极建议，让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升级。

从技术上而言，过往的环境主义常常采用“守球门”和“救火队”的末端治理办法。于是，对于存量问题，常存在所谓3个“80%效应”，即制定政策只覆盖80%的问题，制定好的政策只有80%执行，执行的结果只有80%成功，结果总的治理效果只有50%左右。对于增量问题，末端治理方式则基本上无所作为。如此一来，如果旧问题只治理成功了50%，增量部分却增加了50%，那么总体就没有任何改善。如果增量超过50%，那么总体就趋于恶化。这就是我们过往的环境运动为何常常给人留下“局部改善、总体恶化、老是失败”的整体观感的主要原因。

从政策上而言，环境治理一直存在微观上的效率改进抵不过宏观上的总量反弹的问题。比如说，当一辆汽车从大排量改为小排量，当然是绿色了。因为它油用得少了，废气也排得少了。但是很多人恰恰因为这一点，开着车跑了更多的路。更严重的，减小排量以后，汽车使用成本整体降低，结果就有更多人去买车，社会上的汽车总量就增加了。当单个汽车的绿色化，乘以更多人“非绿色”的使用行为和消费需求，就形成了总量上的反弹效应。而我们当下很多政策仍然忙于针对各种微观上的效率问题，顾不及宏观上的总量控制。如果这一问题没有一个长期的考虑，我们总体上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一定是往上走的。

未来，只有当我们把尽可能多的发展部门变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部门，让每一个政府机构首先转型成为绿色事业的思考者和实践者，我们才可能在更大范围内转变我们的思想、更新我们的技术、提升我们的政策。

解放观点：当我们今天讨论各种与环境有关的话题，似乎感到，“环保”实际上已不足以覆盖到我们业已意识到的各种时代病症。

诸大建：我刚才更多使用了“传统环境主义”，而不是“传统环保主义”这个概念。前者的内涵和外延都要比后者广得多。我们现在之所以提新环境主义，意味着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只是其中一个小部分，还有许多资源、生态问题需要被囊括进来，意味着资源环境的本质是经济模式和发展模式。所以，在未来，我们也将不再简单认为，凡是口头上拥护环保的言论，就是好言论。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更多去伪存真的辨析，识别各种各样的伪绿色和浅绿色。

“里约+20”峰会上，各种新老绿色思想将于20年后再度汇聚。这恐怕也会是一场新老理念之间的直接对撞与交流。我也会到里约热内卢参加这次峰会，这大概也是很多自1992年以来从事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人一直期盼的。我并不期望里约会议在国际合作上会有实质性进展，但期望听到、看到影响下一个20年的新观念和新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