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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改革是否需要丢弃传统

□王佩

中国传统戏曲实行演员中心制,并没有导演这个行当。话剧、电影传入我国后,对戏曲舞台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戏曲不断变革,以适应市场和时代的需求,戏曲导演这个职业也应运而生。

在戏曲界,导演有两种,一种是唱戏出身的,一种是跨界而来的。浙江京剧团的团长翁国生属于前者,他11岁学习昆曲,后来成为盖派的第四代传人,导演了京剧《红拂》、《宝莲灯》等新编剧目;国家话剧院的著名话剧导演田沁鑫则属于后者,她屡屡跨界,导演了京剧《宰相刘罗锅》、越剧《结发夫妻》、昆曲《1699桃花扇》。

对于话剧导演玩跨界,行内颇有争议。支持者认为,戏曲应该吸收现代戏剧理论,并在舞美、服装、道具上实行“拿来主义”。国家话剧院副院长、话剧导演王晓鹰就是“跨界派”的支持者和实践者。他主张,导演戏曲应该重视人物内心具体情感活动的表达。但是一些戏曲界的前辈,并不认同这种看法,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玉声就明确提出,“京剧与刻画人物无关”。

围绕话剧导演导戏曲所发生的争论,实际上跟深层的戏剧观念、戏曲发展的现状有关。

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戏曲有其独特的美学体系,又称为梅兰芳体系,在国际上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布莱希特体系平起平坐。中国戏曲美学的核心是假定性和程式化,戏曲演员修养的核心是四功五法,其中“唱功”和“口法”是关键。程砚秋说过:“四功五法配合得好,就能完成塑造人物、刻画性格、表达复杂剧情和复杂人物关系这一戏剧任务。”从本质上讲,四功五法是京剧的核心内容,剧本、人物、舞美等等一切都是附属品,需为京剧内容(四功五法)服务。

京剧和其他戏曲不仅是一种表演方法,还是一整套训练方法。京剧界流传一句话:“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受罪”。程砚秋6岁学戏,11岁登台,从小受过严格刻苦的训练:撕腿、下腰、拿顶、翻筋斗,一项练成,再练更重更苦的。简单地说,戏曲就是一套规矩。老一辈戏曲艺术家都认为:一个演员初学法则,就应该遵守规矩,得其规矩,始求奇特,既得奇特,仍循规矩。能够如此,才可以谈到艺术,才能谈塑造人物。

而作为舶来品的话剧则基于另一套理念,即模仿。同样是内心戏,话剧要模仿现实生活中的动作,而戏曲则是采取程式化的方式。比如表现内心痛苦,话剧演员要疾首蹙额;而京剧则有更夸张但更高超的方式,用髯口道具就可以表现复杂的内心戏,翁国生根据《俄狄浦斯王》改编的京剧《王者·俄狄》让俄狄浦斯王自瞎双眼之后,狂舞了6分钟红色的水袖,以表达内心的痛苦,震惊了西方观众。

传统戏曲美学这么好,为什么还要引进话剧导演?应该说,一部戏曲史就是一部创新史,改革是必要的,但也不能把戏曲的精髓改没了。当前的戏曲,舞美过于奢华,道具过于实在,灯光过于眩目,龙套过于密集,服装针对每出戏单独设计,客观上都影响了演员的正常表演。当然,这不都是话剧导演的责任,但舞台剧的影响不容小觑。当前戏曲普遍存在着 “小剧大戏化、大戏京剧化、京剧歌剧化”的现象,要改变这一切,还需要从根子解决戏曲人才的培养问题。

(作者为知名文化评论人士)

标签:戏曲 话剧导演 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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