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实推进清代王府文化研究
恭王府出版的《清宫恭王府档案总汇》
孙旭光主任向国家图书馆捐赠文献
恭王府出版的《清代王府文献资料汇编》
“清代王府文献资料建设”座谈会现场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朱诚如
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阎崇年
孙旭光
编者按:
恭王府始建于清代乾隆中后期,距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在清代府主历经和珅、和孝公主、永璘、奕、溥伟等。作为目前北京清代王府中唯一对社会开放的王府古建筑群,恭王府是公众了解清代王府的“孤本”。从某种程度上说,恭王府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作为珍贵的清代古建筑,王府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清代王府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已渐被文化界和清史界接受和认可。作为恭王府的管理者,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在把保护文物、守护国家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工作第一要务的前提下,还积极把清代王府文化研究列为业务工作的基础。为推进清代王府文化研究中心、清代王府文献资料中心建设,日前,中心特邀请部分专家学者在恭王府举办了“清代王府文献资料建设”座谈会。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朱诚如、著名清史专家阎崇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杨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黄兴涛等十几位学者参会,并就恭王府的档案文献建设畅所欲言。
值“清代王府文献资料建设”座谈会召开之际,梳理一下恭王府在清代王府文化研究方面的脉络,既是探索,也是展望。清代王府文化研究的概念,我们于2005年在第一届清代王府和王府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首次公开提出,这些年已经成为恭王府业务工作的核心和基石,我们的业务研究也紧紧围绕王府文化研究开展工作。
2008年全面开放之前,恭王府的工作主要围绕经营开放和保护修缮展开。全面开放后恭王府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汹涌如潮游客的期待和修缮后恭王府空空如也的矛盾。尴尬的境况使我们重新审视了恭王府的定位和职能。经过实践摸索和反复论证,在文化部党组的领导下,我们提出了恭王府具备“五大职能”,主打“四张名片”发展定位。所谓“五大职能”,即实现文物保护、旅游开放、博物馆业务建设、优秀传统文化展示、文化产业发展这五大职能;所谓“四张名片”,即打造以王府文化为核心的历史牌、以《红楼梦》与恭王府关系为核心的文化牌、以“福”文化为核心的民俗牌、以和珅一生传奇经历为背景的旅游牌。这使我们的工作了有了方向和着力点。
在文物保护方面,首先明确保护文物是我们工作的第一要务,是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基础。这几年,在着力升级文物保护硬件和软件的同时,一是聘请专业机构对府内消防、安防、开放等各个方面进行安全摸底;二是率先在北京推出了团队参观游预约机制,尽可能地减少对文物古建的扰动;三是编制《恭王府文物总体保护规划》、《恭王府花园修缮方案》,计划在“十二五”期间投入1亿元用于花园的修缮和保护;四是花大力气排除开放区的安全隐患,将工作人员全部搬离古建区办公等。
在旅游开放方面,把提高游客参观质量,提升景区服务质量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以创建国家5A级景区为契机,来提高我们的硬件水平、服务质量和接待能力。一是将府邸12个院落在空间布局上做了缓冲区、过渡区、休闲区、互动区、展示区等功能划分,极大地提高了游客参观游览的效率;二是设立游客服务中心、志愿者服务中心等,努力提高服务质量;三是通过预约参观,降低人流密度,为游客营建舒适的游览环境。我们的努力和付出收获了回报,年初恭王府被国家旅游局授予国家5A级旅游景区,这是全国第一百一十九家、北京第七家、二环内第三家、西城区第一家5A级旅游景区。
在文化产业方面,把特色文化产品的开发设计和销售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恭王府的文化产业在业内,不管是文化系统,还是文博界、旅游界,都是有些名气的。特色文化产品的销售在恭王府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近两年达到48%左右。门票收入也只有50%多一点,所以恭王府不依赖“门票经济”。 按照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求,恭王府走出了用事业带动产业发展,用产业推动事业繁荣的的路子。
在文化空间营造方面,以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逐渐彰显和挖掘恭王府所蕴涵的文化因子,主打以祈福送福为主题的“请福牌”、展示恭王府书画旧藏的“王府画廊”、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演出周和“海棠雅集”活动等。海棠雅集过去王府就有,在辅仁大学时期也曾举办过。今年4月份我们举办了第二届海棠雅集,李岚清同志题写了“海棠雅集”,国务委员马凯还专门赋诗。恭王府的文化内涵越来越丰富,文化氛围越来越浓厚。
在特色博物馆方面,以清代王府文化研究为核心,努力建设清代王府文化的研究中心、王府生活的展示中心、王府文物的收藏中心、王府文献的收藏中心,精心办展、丰富馆藏、重视科研等。除举办李岚清篆刻艺术展、丹麦女王蝶古巴特作品展、青海唐卡艺术展等精品展览和“小而雅”的艺术展外,还积极复原王府风貌,在多福轩做了王府客厅的复原,在东西两厢做了书房和客厅的复原,此外还有花园和佛堂的复原。由于大空间不能复原王府文化,我们便在后罩楼做了王府书房、客厅、起居室等的准复原。现在逐步形成了基本陈列、专题展览、复原陈列、原状展示互为补充、交相辉映的格局。面对藏品不足、复原陈列缺少依据的突出难题,恭王府投入数千万元购置古董家具等器物,现今馆藏家具、书画、玉器、漆器、瓷器等文物数在不断增加。在国家文物局的帮助下,去年还回购了1913年在美国拍卖的恭王府旧藏——康熙时期的郎窑红瓶。这是恭王府旧藏文物的第一次回归,具有里程牌式的意义。
研究是博物馆重要的业务内容,这两年恭王府的业务以清代王府文化研究为核心一直在推进,大的成果可能不多,但我们在档案文献的搜集、整理、出版方面始终没有放松,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在做。所以从档案文献入手,这与我们对清代王府文化研究的反思有关。这几年虽然清代王府文化研究不间断有零星成果问世,但距离创新、深入、广泛还有很大差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档案文献资料匮乏,研究者望而却步,缺少耕耘的动力。我们认为要推动、要深化清代王府文化研究,首先必须把搜集、整理档案放在首位,否则,研究就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诚如清史研究大家戴逸先生所言“历史科学之辉煌殿堂必须岿然耸立于丰富、确凿、可靠之史料基础上,不能构建于虚无缥缈之中”。在档案文献的搜集整理方面,我们先后投入几百万元,出版了《老照片中的大清王府》、《清宫恭王府档案总汇——奕秘档·和珅秘档·永璘秘档》、《清代王府文献资料汇编》(第一辑),入藏了一批清代宗室人物的著述,如恭王府刻本《萃锦吟》、醇王府刻本《九思堂诗稿续编》和《啸亭杂录》、果亲王允礼《静远斋诗集》等。目前我们正在出版《清代王府文化研究文集》,今年下半年还将出版《清代王府文化图典》、《恭王府石刻砖雕拓片集》。搜集、整理档案文献资料是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将继续不断投入,在档案文献方面,我们将出版其他王府府主诗文集档案资料、王府的典章规制类等;在资料建设方面,出版国内外清代王府文化研究的文章和著作。通过努力,使恭王府的档案文献资料建设越做越扎实、越做越深入,最终建设成为清代王府文献资料的收藏中心。在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业务人员的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关于清代王府文化研究的文章和论著不断问世,我们有业务人员这两年就撰写了两本专著。
我们搜集、整理资料算是做些基础性的工作,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更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关注和介入清代王府文化研究。下一步我们还将成立清代王府文化研究中心,以及对外发布课题,积极与研究机构、高校等合作,共同把清代王府文化研究推向深入。为了使搜集的档案、文献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在文化部社图司图书馆处和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帮助下,我们还将拿出100套档案文献无偿捐赠给国内省级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研究机构和国外的一些著名图书馆,使之能够上架,普通的读者、研究者都能够查阅、利用。
保存典籍,弘扬文化,乃是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守护者和传承者的责任。我们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清代王府文化研究能够走向深入,结出硕果!
专家发言摘录
恭王府以前是文博界的“小兄弟”,但这几年发展很快,各方面都很好,恭王府在文化系统的地位大大提高。以前恭王府文献资料非常少,没想到短短几年恭王府人经过努力就做出了这么多的文献成绩。恭王府历史上的主人和珅、奕都是清朝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整理出这两个人的档案文献非常有意义。档案是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不仅对恭王府的业务研究,而且对清史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朱诚如
恭王府全面开放3年多,这么短的时间里,资料研究取得这么大成绩,很可观。
《尚书·吕刑》有言:“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意思是一个家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领导人很优秀、很杰出、很勤奋,大家都会跟着获益。恭王府的领导很敬业,短短时间里做出这么多成绩,可以借《尚书》这句话表示我的心情。《清宫恭王府档案总汇》21册出版抓得很及时,《清代王府文献资料汇编》出版、印刷、资料价值都很好。王府文化,过去也写了一些书,断断续续的,但集中起来把王府文化作为一门学科建设来研究还是从恭王府开始。国内王府有清朝的,也有明朝的,国外也有,王府文化还可以从世界文化的角度联系看待。关于这套秘档,出版的很难得,还可以往纵深挖,第一历史档案馆这块已经做了,与王府文化有关的资料,台北故宫博物院、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都有,可以分别与之合作出版。
——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阎崇年
《清宫恭王府档案总汇》、《清代王府文献资料汇编》的出版是清代王府文化研究中带有里程牌意义的事情。在当前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出版资料性的著作实属不易,读者面窄,出版经费高,恭王府能出版这样的著作,使深藏库房的档案资料发挥作用,体现它们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这是具有创新价值的、有远见的举措。这些档案文献的出版,为王府文化深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平台,这是深化的开端,是拓展的起点,将王府的文化艺术和思想意识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当然,能在《清代王府文献资料汇编》前面加上对版本的说明、内容的介绍将会锦上添花。希望恭王府在积极整理出版文献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借此带动学术人才的培养。
——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孔祥星
恭王府出了这么多档案、文献,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档案文献对清史研究、对清代王府文化研究的价值和贡献会愈加显现出来。无论是研究清代人物,还是研究王府文化,都要有“魂”和“骨肉”。要找到魂和骨肉,就必须尽可能地去看所有的原始资料。这些档案文献有利于我们找到研究所要的魂和骨肉,同时有利于拉近研究者和历史人物的距离,甚至可以深入他们的内心。而且,不经意间,清史研究者还能从中找到以往想解而未解的答案和线索,这是一个宝库。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杨珍
恭王府这么重视文献建设,是很有眼光、很有远见的。从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文化单位,谁有远见,以后谁的空间就会更大。恭王府这一步走得很扎实,持续做下去,几年以后成果会很惊人,不仅是自身的建设,对清史研究也是一个贡献。这几套档案文献,对清史研究者来说,确实很有价值,像满文在晚清政治地位的变化里面都有体现,读起来很有历史感。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黄兴涛
这些文献资料非常重要。首先,文献资料的重要,是来源于曾为这一王府府主的和珅、永璘、奕在清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其次,文献资料的重要,是由于其资料的原始性。再次,文献资料的重要,是由于其资料的原真性。这些历史文献,除了具有非常的重要性外,还具有非常明显的珍贵性,影印、纸张、印刷、装帧等,均是上乘的,不仅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史料价值,而且具有收藏的艺术价值。现在一个颇为令人不满或忧虑的社会现象就是“一切向钱看”,许多事业单位,甚至是文化事业单位,都在争相产业化、商业化,但是恭王府的领导,却是独具慧眼,出版有关的文献史料,准备成立清代王府文化研究中心等,不但完全符合提高全体国民素质,文化强国的大方向,而且为深入发掘王府文化,为恭王府日后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可靠的基础与动力。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开玺
和珅、奕是清代中期与晚期两位极为特殊的人物,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朝历史的走向。就秘档而言,档案作为第一手资料,不仅对这两位特殊人物的认识更细致深入,而且对清代历史的研究多有裨益。就诗文集而言,文以载道,诗以言志,通过这些人物的文集,可以更深刻地了解他们的思想与情操及他们的所作所为的根源。王府管理中心对观众展示的是王府文化,而这些文化是附载在不同的府主身上,通过对诗文集的深度解读,可以找到府主们在政治活动以外的新视点,使文化展示更鲜活、更多元与立体。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任万平
每次来恭王府都有新的感觉。这几年,恭王府非常重视业务建设,出版了这么多档案文献,为将来开展清代王府文化研究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很赞赏恭王府正在进行的档案文献的长编和汇编工作,值得国家博物馆图书馆学习。
——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黄燕生
恭王府在王府文化方面大手笔投入,积极打造王府文化研究平台,内部挖掘,并借助外部才智把王府文化这个蛋糕做大做强,思路颇为启发,特别佩服。这几年与恭王府进行了大量合作,合作中很是受益,感觉恭王府领导素质很好,善于抓住机遇,让人敬重。下一步恭王府可以考虑进行史料的再深化、再加工。恭王府从领导到职工,气魄很大,方向明确,明年将在恭王府举行的清宫史研讨会可以围绕王府文化来做。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李国荣
感觉恭王府重新焕发了青春,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精气神重建的焕发。过去一直以为恭王府就是旅游单位,没想到出了这么两大套大部头的档案文献。一是祝贺,祝贺恭王府这两大著作顺利出版;二是感谢,感谢恭王府的气魄,把文献档案无偿捐赠公共图书馆,对于提升图书馆界的藏量,对于读者研究和查阅都是有好处的;三是感慨,档案文献对于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搜集整理的艰辛也是可想而知的。
——文化部社图司图书馆处处长吴胜利
档案文献介绍
一、《清宫恭王府档案总汇》
是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浩如烟海的清代档案中,辑录出有关恭王府这座建筑的先后3位主人——和珅、永璘和奕的档案汇总而成的,共21册,包含《和珅秘档》、《永璘秘档》和《奕秘档》3部,其中《和珅秘档》10册,《永璘秘档》1册,《奕秘档》10册。由于和珅与儿子丰绅殷德和儿媳妇固伦和孝公主同住一府,因此在《和珅秘档》中也收入了有关丰绅殷德和和孝公主的档案。其中辑录有关和珅的档案731件,辑录有关丰绅殷德与和孝公主的档案57件。和珅被抄家后,和珅府被嘉庆皇帝赐给了其同母弟庆郡王永璘,由于永璘是闲散王爷,没有在朝廷当差,所以有关永璘的档案较少,共辑录138件。恭亲王奕在咸丰、同治、光绪朝位高权重,出任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因此有关奕的档案较为丰富,共辑录970余件。《清宫恭王府档案总汇》采取原始档案影印出版,是第一次系统完整地披露清宫档案中所有关于和珅、永璘、奕的文献丛书,对于研究清史及恭王府历代主人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二、《清代王府文献资料汇编》(第一辑)
是生活在恭王府这座建筑中历任主人的诗集和文集的汇编,共十一函五十四卷,其中和珅《嘉乐堂诗集》一函一卷,丰绅殷德《延禧堂诗钞》一函一卷,《六阿哥(奕)婚礼奏议》一函一卷,奕《乐道堂文钞》一函六卷,奕《乐道堂诗钞》一函十卷,奕《萃锦吟》二函二十卷,奕长子载澂《世泽堂遗稿》一函三卷,奕次子载滢《古近体诗》一函二卷、《云林书屋诗集》一函八卷、《一山房集陶》一函二卷,2011年由华宝斋以中华善本再造的标准刊印。
嘉庆年间,后人将和琳(和珅之弟)的《芸香堂诗集》、和珅的《嘉乐堂诗集》、丰绅殷德的《延禧堂诗钞》编为一函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出版,称为《英额和氏诗集》。《清代王府文献资料汇编》第一辑中的和珅所著的《嘉乐堂诗集》和丰绅殷德所著的《延禧堂诗钞》就是从《英额和氏诗集》中选录的。《嘉乐堂诗集》和《延禧堂诗钞》嘉庆十六年出版后,一直未再版,《清代王府文献资料汇编》第一辑从《英额和氏诗集》选定的《嘉乐堂诗集》和《延禧堂诗钞》可以说是时隔二百年后的第二版。
恭亲王奕所著的《萃锦吟》是其中最重要、卷数最多的著作。《萃锦吟》的版本比较复杂,光绪十一年(1885年)恭亲王府自刊《萃锦吟》十六卷,被称为王府刻本,光绪十六年(1890年)江苏书局刊刻了八卷本的《萃锦吟》,光绪十八年(1892年)广东抚署刊刻了十一卷本的《萃锦吟》,另外光绪年间还有十三卷本、十四卷本、十五卷本、十六卷本的《萃锦吟》,最后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刊刻的十八卷本。《清代王府文献资料汇编》第一辑采用的是十八卷本的《萃锦吟》,加上序、赞、颂、跋、题词两卷,我们编成了二十卷。我们在十八卷本的《萃锦吟》中,发现了恭亲王奕记述慈禧太后赐给恭王府多福轩“同德延釐”的匾额和抱柱联之事,为我们复原多福轩的场景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在众多的《萃锦吟》版本中,我们之所以采用十八卷本的《萃锦吟》,是因为此版本提供的内容更加丰富,读者获取的信息量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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