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川幸次郎的“中国乡愁”

2012年06月03日 06:05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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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川幸次郎要在不脱离对日本文化的前提下理解中国，其实就是回到“无常”与“物哀”的传统，这才是日本人精神上的“原乡”。而其所写的《对中国的乡愁》，不过是指一个旅行者对异乡的情感。这种感情因特别深久，对这种感情的体味又特别富有非中国的东方色彩，造成吉川在西方世界有较大的影响。

汪涌豪

《中国诗史》

[日]吉川幸次郎著

章培恒 骆玉明等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1月第一版

339页，28.00元

《对中国的乡愁》

[日]青木正儿 吉川幸次郎等著

戴燕 贺圣遂选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1月第一版

258页，28.00元

上世纪下半叶国门初开，吉川幸次郎的汉诗研究就已传入国内，其中以《中国诗史》最为人熟知，影响也最大。在该书前言中，章培恒先生称“无论是他对诗人、诗篇的论述抑或他所展现的中国诗歌发展的脉络乃至中国文学的整个历程，都跟我们熟知的颇不相同，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对他的研究给予高度的评价。

但以后，随着中日间学术交流的频繁，退去了新鲜感的国人发现，其实吉川的许多论述，如中国文学有传统上的持续性、典范性和崇高性，表现为内容上高度依赖感觉，以写实为主，有明显的日常性，形式上注重语言的精到和描写的准确，有强烈的修辞性等，均近于中国学者的认知，有的只是理解角度的不同。譬如因为重视语言和技巧，他认为司马相如的赋以形式美的感动为旨归，因此是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开端，而此间的研究者多立足于主体自觉及其生命感怀，以为只有到魏晋才真正出现；还有一些则纯然是表述上的不同，譬如对文学传统，此间多讲程式化而不讲“典范性”，多讲反映现实、关心民瘼而不讲“日常性”，多讲字句雕琢、声色排布而不突出纯技术的修辞技巧，等等。因此，许多人虽佩服其博大精赡，有不同于大多数一生只治一物的日本学人的气派与格局，但私心并不再有“耳目一新”的感觉。特别是当人们知道，他自幼酷爱中国，长成后又怀着强烈的兴趣亲近中国，并以“贵国”称日本，以被同胞视同中国人为荣；又系统阅读汉籍，始终抱着对中国文化“理解之同情”，更对他认定他国文学多为文学而文学，唯中国文学强调美善一致，故有助于人的道德贯彻与理想表现等评价，视为当然。

确实，在吉川来说，这样的认识理所当然。因为自1923年第一次来中国江南旅行，他就深为中华风物吸引。五年后留学北京，听章门弟子讲课，拜精通考据的杨锺羲为师，又从马裕藻、钱玄同、沈兼士等人学习音韵学，往金陵拜访黄侃，更让他发现自己气性上与中国相投契。所以，当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内藤湖南《燕山楚水》和青木正儿《竹头木屑》每每详述自己在中国看到的种种昏昧、狡黠、无礼和不洁，他的笔下只是熏风春暖，天意人情，且较之《对中国的乡愁》一书中所收罗的其他人的中国记忆，更多感性的体知。前者如石田干之助和小川环树等人，只是见今思古，追怀的是自己文化母国昔日的光影；而他肯认的是当下，并深以能融入其中为傲。回国后，他在京大附设东方研究所整理从天津购进的三万册明清古籍，分类编制目录和索引，又校勘并主讲《毛诗正义》，校定并会读《尚书正义》、《毛诗正义》，还从事元曲校注。“唐学斋”与“诂典居”中的光阴，让上述认识得以进一步确立。说到“会读”，可说是他的发明，它一改传统满堂灌的授课方式，鼓励师生彼此质证，攻疑伐难。由于自己喜读杜诗，他在京大组织学生参加“小读杜会”，组织教师参加“大读杜会”，并要求与会者须通汉语，又多着汉服。这样的趣味，贯彻从治学到讲学的方方面面，其根底处，都可以看到中国影响的痕迹。

但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从学术传承来说，他的这些认识的形成，更与入京都大学，师从狩野直喜有关。“京都学派”的中国学研究，是以反对江户汉学，追求以与中国人相同的思考方法来理解中国为基本学风的。用吉川的话，就是“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盖日本近世，刚结束战国时代，实现了统一。为弥补神道教的抽象，并缓释基督教的压力，早前传入的朱子学成为幕府唯一可利用的资源，由此造成藤原惺窝（1561-1619）和林罗山（1583-1657）等人思想的流行。但受锁国的影响，这种汉学多本一种民族主义的立场，好对中国作日本式的解释，因此谈不到真正理解中国。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须待一种新学问产生。

率先提倡这种新学问的就是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两人成长于明治中叶，栉沐着学界好对已知事物作再认识的风气，热衷探究一切存在的根本原因。本来，包括古文辞学派创立者荻生徂徕（1666-1728）在内，江户时代的儒学大致祖述明代，清代学术直到幕末才零星传入日本。两人置身于维新开放时代，通过大量阅读，体会到清人的学问实有比以往儒学更密致坚实的优点。其中如狩野，接受过严格的传统汉学训练，深知其弱点，以后与内藤一起结交王国维，经其传授清儒治学方法，祖述而继承之，就此奠定了“京都学派”的学风。对此，吉川有很清楚的认识，他将这种学风定位为对祖述明代的江户儒学的反叛，可以说非常到位。

或以为，由明人改宗清人，仍不脱中国的范围。但其实，这种“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的底里，实际埋设着该派学者“把中国作为外国来理解”的另一重意思。对这重深意留意者就不多了，因为它来自与中国或日本都全然不同的西方。如前所说，在狩野、内藤包括桑原等“京都学派”的开创者看来，江户汉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研究，而只是对中国思想和典籍的日本认识，故他们想别创“支那学”取而代之。此时，西方实证主义研究以独到的问题意识和科学方法，打开了他们的视野，又刺激了他们本以为最了解中国的天然的自尊。故其之重视清人学问，不惟与接触西学，体认到它的实证性与西学相近有关，甚至就可以说是对西方文明的一种特殊回应。内藤虽只师范学历，自学成才，但对西洋文明的反应十分敏锐，所以能以此为参照，得出清人学问为最先进的判断。狩野精通英文、法文，虽不是西学专家，也具有建立新学术的知识素养。所以，他们能构造出与西方中国学交互感通的近代学术，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取得全面成功。吉川推崇实证，注重文献整理和文本解读，并自称段、钱等“十八世纪清儒之徒”，正是受此风气的影响。他之重视按历史学的方法研究文学史，或有德国影响的因素（自明治二十三年三上参次等人以德国的“国文学National-Literatur”观念为背景完成第一部《日本文学史》起，撰写各种文学史在日本蔚为风气）；重视以元曲为代表的戏曲文学研究，又显然与法国的影响有关（如狩野对戏剧剧本的社会背景、风俗民情所作的实证研究，就得之于法国的传统，并影响后学无数）。而我们还想特别指出的是，所有这种吸收的基盘，在吉川来说，全然是日本自己的文化。明乎这一点，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