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宝笈》成奸商牟利的“挡箭牌”

2012年06月03日 05:20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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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西域献俘礼图》（局部）

南宋佚名《汉宫秋图》

《大阅图·行阵》局部

邹一桂的《菊石图》，2008年第一次拍卖时是900万，这次是第二次上拍，估价就到了1300万~1500万。

钱维城的《雁荡图》

董其昌的《行书李白诗篇》

曾几何时，《石渠宝笈》著录有如一个闪闪发亮的光环，只要是被它“罩着”的古书画，在拍卖场上就能无往不利，拍出高价。但随之，质疑之声也渐起。而从去年开始，《石渠宝笈》著录的神奇魔力似乎开始消退，时有著录作品流拍的消息传出。今年陆续上演的春拍，既有著录其中的明代董其昌作品《行书李白诗篇》独占古书画专场的鳌头，也有著录其中的文征明作品高价流拍。那么，《石渠宝笈》究竟价值几何呢？它是可靠的典籍还是不法奸商用来谋取不法利益的“挡箭牌”？拍卖行、鉴定专家及藏家都有话说。

文/本报记者 江粤军

正方

董国强（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

收藏艺术品都讲究“出身”

我公司从成立以来，拍卖过的《石渠宝笈》著录的古书画大概在十件左右。像2007年推出的以1111万元成交的文征明《行草书诗卷》，让文征明的书法作品首次突破千万元大关。今年春拍，宫廷画家邹一桂的《菊石图》也是《石渠宝笈》著录中的。《石渠宝笈》中的作品为何受藏家欢迎？我想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吧：

首先是《石渠宝笈》乃乾隆、嘉庆两朝对宫中所收藏的古代书画的整理汇编，可以说是举一国之力而为之。因为乾隆时期，大部分的书画鉴定家都是宫里的词臣，这帮有学问的人都在伺候皇帝，他们的聪明才智集中起来用于整理编辑《石渠宝笈》，应该说是倾其所能了。后来到了嘉庆朝，又对《石渠宝笈》进行了重编续编，把一些新进贡的书画名作添加上去。这样，《石渠宝笈》经过初编、续编和三编，收录的藏品计有数万件之多。因此，《石渠宝笈》的权威性很高，社会认知度也很高。

其次，人们买东西爱讲究“出身”，尤其是艺术品，更注重其来源。《石渠宝笈》著录表明了这件艺术品是在宫里待过的，藏家买下了，觉得是皇帝把玩过的东西别有一种满足感。

另外，市场上见到的《石渠宝笈》著录作品，以清代的宫廷画家居多，这部分的社会认可度也是非常高的。原因很简单，清代编撰的书，其中著录的清代宫廷画家的画，怎么可能有假呢？这个出身很清白，身份很可靠，毋庸置疑。就像现在中南海收藏的黄胄、吴作人的作品，人们也不可能去质疑其真假。所以，清代宫廷画家作品编入《石渠宝笈》的，拍出高价就无可厚非了。像2011年3月在法国的一场拍卖会上，被八国联军掠走的《乾隆大阅图·行阵》就拍出了2亿多人民币；2009年10月中贸圣佳秋拍会上，《平定西域献俘礼图》也以1.344亿元成交等，这些都是曾经著录于《石渠宝笈》的清代画家的作品。

《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作品是怎么流出宫去的呢？途径不外乎几条：一是清朝的皇帝赐予大臣的；一是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抢了去的；还有就是溥仪退位后，梦想着复辟，为了筹措资金，让自己的弟弟溥杰从宫里盗卖出去的。国外上拍的基本就是被抢走的，国内的大部分就是溥仪让人盗走的，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清代宫廷画家的作品，可信度高，所以每次上拍都能成为焦点亮点，买家的参与热情非常高。而且目前在拍场上露过脸的《石渠宝笈》著录作品也不超过150件，大部分还是在博物馆藏着，这个稀缺性也决定了它的市场潜力大。像邹一桂的《菊石图》，2008年第一次拍卖时是900万，这次是第二次上拍，估价就到了1300万~1500万，所以过个四五年，《石渠宝笈》著录作品涨幅至少在百分之五十，这也是藏家追捧的原因。

杨丹霞（故宫博物院书画鉴定专家）：

照《石渠宝笈》造假不容易

有人一提《石渠宝笈》，就说里面著录的有百分之十几的假画伪作，甚至说清代以前著录其中的唐宋元明画作有40%的伪作，于是大肆批判乾隆皇帝的艺术鉴赏水平，我认为这是不尊重传统的无知之言。因为《石渠宝笈》所收藏的书画作品是中国书法、绘画的历史绕不开的东西，你不能一言以蔽之，而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且，尽管《石渠宝笈》著录中的确有假的，但古书画和其他东西、其他工业产品的造假是有区别的，它担负的是文化传承的重任。像《石渠宝笈》著录的《中秋帖》，确实并非王献之原作，是宋人的摹本，你能说它没有价值了吗？当然，我们现在的发言权还很有限，对它的研究还不够细化和深入。

而《石渠宝笈》受到市场的热捧，是有其道理的：一方面是大家都怕假，著录有保证。现在假货泛滥，不是所有的藏家都很懂行，都能找到非常专业的、有公信力的鉴定人员帮忙“掌眼”的，一看《石渠宝笈》著录就觉得很保险。另一方面是供需差距大，像葱啊蒜啊的价格都会受供需的影响，更别说艺术品了。还有一点就是收藏者的虚荣心。毕竟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有一种皇家情结，对宫廷里的东西很仰慕。

当然，造《石渠宝笈》著录的假也不是没人干，但难度会比较大。著录里的藏品都只有文字没有图，你造一个出来，专家们一般一眼就能辨认了。因为内府鉴藏印的钤盖有固定的格式和严格制度，装裱的要求和形式也一丝不苟，用什么纸、什么边都是有规定的，这些老材料，造假者上哪儿找去？而且这些都是《石渠宝笈》里没有说明的，造假者很难把握得分毫不差。对于书画鉴定家而言，其实辨识古书画要比近当代的更容易些。古书画是有那个时代的气息的，而像吴冠中、范增等人的作品，哪来的年份感？所以有时还得借助仪器。

从去年开始，《石渠宝笈》著录的作品就时有流拍发生，特别是最近的中国嘉德2012年春拍，《石渠宝笈》著录的恽寿平、文征明的作品都流拍了，有人就说《石渠宝笈》著录作品的行情下来了，在我看来那是不可能的。这些流拍的作品，很多都是换手非常频繁、反复出现的“熟货”。几年前才拍过，现在就要涨个几倍，那肯定很难。急功近利、频繁换手是会把艺术品市场带到死路的一个顽疾。另外，藏家们也不是傻子，大家都在通过花钱来学习，他们不再跟几年前一样，一听到《石渠宝笈》著录就两眼放光，头脑发热，他们也会去琢磨作品中的艺术含量了。这是进步，是好事。但只要是“生的（初次出现在拍卖场上）、真的、好的”《石渠宝笈》著录作品，肯定还是很受市场欢迎的。像刚刚进行的香港佳士得春拍“中国古代书画专场”，拍出了五千多万港元、曾著录于《石渠宝笈》的明代董其昌作品《行书李白诗篇》就是第一次现身拍卖场。

反方

郭庆祥 （著名收藏家）：

信《石渠宝笈》是审美缺失的恶果

现在很多人迷信《石渠宝笈》，认为凡是经过里面收藏的就是真品，就是国宝，这绝对是愚蠢的。

其实，民国时期的专家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了。故宫的老院长马衡专门写过一篇论文驳斥这种荒谬。马衡摆事实讲道理，一针见血地指出，恰恰是皇家收藏，恰恰是《石渠宝笈》著录，里面大部分是靠不住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明代中晚期的董其昌是一位著名的书画家、鉴定家，自以为是三百年里面最会看画的人。但他说，当时的宋元名画就价值连城，稍为一走眼，就收进假的。所以，清宫里面的宋元作品真品同样是少数；其次，《石渠宝笈》分初编、续编和三编三个部分，也是三个时间段完成的一部著录书，前后很长时间编撰完成。这本书里就讲到，编这部书只是一个记录，绝大部分并没有做鉴定工作。因为当时这批书画的来源，很大一部分是大臣部下们主动捐献给皇上的，拍皇帝的马屁。反正每到节日庆典，总有大臣主动捐献孝敬，表示忠心。大臣们进献的时候，不管内容如何，写的贡品单子冠冕堂皇，非常好看，大名头的东西多得很。好在是送礼性质，无关政事，也就谈不到欺君之罪。说穿了大家就是哄老头子开心。另有一部分干脆是抄家罚没进来的，如毕沅收藏的书画碑帖就是这样进宫里的，所以真假情况更没人管了。所以《石渠宝笈》初编里头就含蓄地说了，这些东西除了其中有一部分“往往有可观览”的之外，尽有许多不可观览的在里头。

还有资料和研究发现，皇帝其实也是冤大头。像著名的大臣高士奇，收藏书画很多的。此人是个“马屁精”，捐给康熙皇帝许多书画，得到不少赏赐。后来发现他家一本账本，凡是他认为假的和不好的，几两银子买来的，全捐了出来；凡是精的，几百上千两银子买进的珍品，一件都没有捐，自己偷偷藏了起来。这个事实民国的专家也早就研究揭发了出来。所以，《石渠宝笈》这部书在真假方面可以说毫无权威性可言，表面上是一个反映皇家收藏的“形象工程”，实际上是一个“豆腐渣工程”。

《石渠宝笈》被拍卖行、被藏家当做“金字招牌”，其实是一种愚昧和审美上的倒退，我们的审美至少倒退了三百年。为什么八大、石涛有贡献、有艺术价值？就是因为他们的作品表达了艺术与生活和生命的内在关系，所以才美才有感染力。吴冠中说现在美盲比文盲还要多，这个祸根其实在乾隆时期就种下了。那时候他推崇的“四王吴恽”（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和恽寿平），所谓的“清六家”，就像是“样板戏”，只能有一种面貌，不能百花齐放，毫无生命力可言。后来，扬州八怪起来，在艺术上要造这个反，从历史的角度看就是因为乾隆不懂装懂，压制的太厉害了。至于成功不成功，那是另一回事。所以审美这堂课，我们落后了，要花很长的时间才有可能补回来。

民间忽然把《石渠宝笈》捧上天，好像是艺术收藏里的《圣经》，把乾隆皇帝也打扮成一代英明领袖，风雅倜傥的好皇帝，说穿了这些都是某些利益集团的别有用心。其实，他们就是利用我们这些有钱的老板的善良和无知，还有就是暴发户们心里头的“帝王崇拜”以及“奴才”意识。这些都是审美缺失带来的恶果。

《石渠宝笈》为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宫廷编纂大型书画著录文献。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年），共四十四卷；二编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共四十册；三编成书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共二十八函。收录的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有数万件之多，分书画卷、轴、册九类；每类又分为上下两等，真而精的为上等，记述详细；不佳或存有问题的为次等，记述甚简；再按照其收藏的地方，如乾清宫、养心殿、三希堂等，各自成编。定稿后，又由专人以小楷缮写成朱丝栏抄本两套，分函保存。一套现存北京故宫，一套现存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