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版画的“再政治化”与“再技术化”

2012年06月01日 14:19
来源：艺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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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在《中国版画》曾发表《“再政治化”与“再技术化”》一文，针对当时中国版画的创作现状，指出其在观念和认识与创作方法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所谈观点主要包括：“再政治化”的要求，是提升版画参与力，重新承载社会责任，结束孤立的“本体论”所带来的困顿。“再技术化”是让版画回到技术原始生成的情境之中，寻求与当代技术发展的一致性。拙文属抛砖引玉之作，但并未引出更广泛的反响。此时，回想起当时写作的初衷，我想有必要借此机会，再次强调和表明我对中国版画的态度。

一、“新兴木刻”告诉我们什么？

去年值“新兴木刻”八十周年，美术界都举办了纪念活动和研讨会。但总觉得有一件事情并没有交待清楚，就是这样一场“运动”是没有后续的运动，是未完成的运动。它没有像众多的画派革命一样，产生明确的艺术改革成果。没有大师、没有名作、也没有后继者，但其影响却超出了画界的变革。

这场“未完成的运动”告诉我们，艺术是需要呐喊的，需要在形式探索的“路”上连接生命的感受，更需要从一开始，就应以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直面人生，这就是政治。“政治”在这里通常表现为一种话语权，是通过努力争取的一种个人态度。早些年有个“中国版画家协会”的存在，随着协会管理的“规范化”，后来取缔了这一组织。有当年参加过“新兴木刻”的老版画家站出来说，在白色恐怖下都能生存，为什么在改革开放的社会里反而不能存在？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带有警示意味的例子。当我们背离了初衷，而成为了一种声音的扩音器，再试图以花花草草装点现实为能事的时候，必定被政治生活所遗弃。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为“协会”鸣冤，反而认为其“寿终正寝”是自然的。中国早年版画的幸运，是参与政治的结果，靠当年的木刻技法，形成所谓的形式“本体”。鲁迅也曾指出：“……新的木刻，是受了欧洲的创作木刻的影响的。……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木刻纪程》小引）。艺术家也都常常标榜自己是最好和最正确的，尤其是在特定时期取得成功的艺术家，总会以其经验对他人实施教育。在这儿，我写下这段“再政治化”的文字作为提醒。

二、版画技术是个什么东西？

从词义上解读“技术”，本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之下，让艺术脱离技术的控制，也原是一种艺术理论上的策略。这个策略的意义，是站在形式主义立场上，针对绘画经典样式的技术模式，为解构与重组的需要，而行使在实践中，不断解构又不断建立其新的技术模式。版画是一个画种，只要有画种存在，就一定会有一个技术范式存在。如果站在艺术史的个性、风格章节，你一定会坚持版画技术的独特性；如果站在艺术史的“下文”中，那么“观念”表达则是泛技术化的，即借用一切技术手段，而非视画种技术为唯一实现方法。本来在创作过程中，已无法清醒地区别，到底达到什么程度才算完成娴熟的技术目标。对版画家来说，不论是传统技法还是新技法经验，都是借鉴他人经验所为。版画技法的纯粹性，直接导致了其技术的“排他性”。绝大部分版画家，只从事单一版种的版画创作，而不了解技术的能动性所赋予的“版画性”潜在的精神价值。作为绘画形成的材料论、工具论以及方法论等的讨论，往往是风格与形式解读的关键。

但一直以来，这些关键的部分，在长期的版画研究中是被忽视的，而版画实践之外的版画关注者，又把这些因素不屑地视为“形而下”的“器”的部分，这其实是一种误读。方法与工具本身，就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手段，材料则是人类精神世界物质化的载体。我想在这儿，先把“艺术”与“技术”的争论撇开，暂放一边。因为实践者心里明白，当锐利的工具插入坚硬的材料之时，他的内心深处，一定是会有一个“原始人”在促使他从头做起。版画语言是凭借着手才得以形成，手接触材料而生工具，这就是“技术”。技术也由此变为一种动力结构，这种结构作为“亚肢体语言”，是对周围事物做出的有效反应，让版画的生命力建立在行动的基础之上，使版画在认识世界的实际机能中发挥作用。

在版画创作中提出“再技术化”，是为了反对“技工制”划分的方法，也反对把“构思”交由他人复制而只管签名的“大师法”。这种由“行会制”与版画作为规模印刷时代遗留的旧的习惯产物，是实实在在地使版画艺术产生危机的“杀手”。从开始识别、选择材料，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方案，都在寻求方法与技术，这样那种寻求“替身”的版画也被实实在在地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