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兄查证“误”入“红楼”

2012年06月01日 07:21
来源：新闻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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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朱美虹

“我喜欢民族建筑、民族音乐……对这些方面，也许有些人看我很保守、落后，甚至冥顽不化。不了解这一切，很难理解我为何后来走上了红学道路，为何持有如此这般的学术观点，为何又如此执著痴迷，甘受百般挫辱、诬陷、排挤、攻击，而无悔意，也不怨尤。 ”

——周汝昌

“一介书生总性呆，也缘奇事见微怀。岂同春梦随云散，彩线金针绣得来。”“聪明灵秀切吾师，一卷《红楼》触百思。此是中华真命脉，神明文哲史兼诗。”周汝昌所作的这两首诗，道尽了他一生与《红楼梦》的渊源。

结缘胡适真正步入“研红”

虽然少年时就常听母亲讲《红楼梦》的故事，但促使周汝昌真正步入“研红”之路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属胡适。

1918年4月14日，周汝昌生于距天津城25公里的咸水沽镇，虽然家无藏书，但他有着与生俱来的求知欲。从9岁进入小学直到燕京大学毕业期间，他经历了无数次的失学、停课、逃难、沦陷，但颠沛流离中，周汝昌坚持学业。毕业时，他的论文英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文赋》令中外教授举座皆惊。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或许周汝昌从此就成了颇有建树的翻译家，然而，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改变了他的一生。

1947年，时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一直进行《红楼梦》版本研究的四兄周祜昌寄来的信，说他新近看到亚东版《红楼梦》卷首有胡适的一篇考证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他嘱周汝昌查证。周汝昌遍查燕大图书馆，终于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咏芹诗》，兴奋之下，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发表。看到文章的胡适当即复信周汝昌，自此胡、周书信往来切磋讨论《红楼梦》。很快，周汝昌叩开位于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的胡宅大门，拜访胡适先生。让周汝昌意外的是，胡适居然慷慨地将珍贵的孤本《甲戌本石头记》借与他拿走细看，后又托时在燕大授课的小说专家孙楷第将自己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拿给他研究。对此，周汝昌曾不止一次感叹：“胡先生能平等对我，还对我爱护有加，人品和学问少有人比。”

在胡适的指导和影响下，1953年，任教四川大学外文系时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红学专著《红楼梦新证》。这部40万言的红学著作，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周汝昌也由此奠定了在现代红学史上的地位。

年逾90还被请上百家讲坛

然而在《红楼梦新证》发表的第二年，一场针对红学研究权威胡适和俞平伯的批判开始席卷全国，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也不得不卷入到一场场纷争中，直到晚年才渐渐趋于平静。

近30年中，他双耳几近失聪、双目几乎失明，行动不便使得周汝昌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北京的家。他的左眼因视网膜脱落1975年就已失明，右眼则需靠两个高倍放大镜重叠方能看书写字，手稿上的字大过核桃，且常常串行重叠，只有多年做助手的女儿认得父字，将其在电脑上输入存储。近年来，周汝昌右眼仅存的视力也不复存在，写书继而改成了口述，儿子周建临提前退休加入专事录音记录……2002年，周汝昌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虽然84岁了，经历了大悲、大喜，但我很留恋人间事。我现在靠半只眼睛拼命干，就是因为我还有没做完的工作，我积累了几十年，不就是要把成果留给后人吗？”2008年，年逾90的他还被请上央视《百家讲坛》评点四大名著。

然而，因为被主流红学界指责为否定《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从考证转向了索隐，“晚年红学研究走向偏执”。9年前，周汝昌被通知从中国艺术研究院退休，只在中国红学会保留一个“顾问”的头衔。周汝昌只好选择“单干”。在其带有自传体色彩的著作《天·地·人·我》中，周汝昌写道，“我极爱重的是不受其他因素干扰的、不被人为利用的真正学术研究。我喜欢‘国货’，喜欢民族风俗。我喜欢民族建筑、民族音乐……对这些方面，也许有些人看我很保守、落后，甚至冥顽不化。不了解这一切，很难理解我为何后来走上了红学道路，为何持有如此这般的学术观点，为何又如此执著痴迷，甘受百般挫辱、诬陷、排挤、攻击，而无悔意，也不怨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