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居然是共产党员

2012年05月31日 15:31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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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是那个时代的表象，而“文”才是那个时代的追求。

北洋时代可能并不是一个颟顸武夫秉政、人文精神沦陷的时代。也许，它是古老中华步入选票时代的艰难肇始，是一些大人物意欲让中国融入世界游戏规则的笨拙尝试。

天晓得，这位坐在专用黄包车上招摇过市的“杜公馆”的座上客，此时，竟然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且还是共产党最核心的秘密机关———特科的谍报人员！

更匪夷所思的是，杨度的真实的政治面目竟然一直被隐瞒下来，不光国民党当政时未稍有暴露，即使到了共产党坐定天下后的很长时间里，依然没被公开认可，一直拖到20 世纪70 年代末，才被亲历者似是不经意地披露出来！

谜底是这样披露给世人的———

1978 年7 月30 日，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做秘密工作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回忆前年谢世的周恩来。文中有这样一段： 敬爱的周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我：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杨度的真实身份，其入党介绍人和直接联系人潘汉年当然更清楚。解放后几乎一直被关在监狱里，成为莫须有的“内奸”，沉冤二十七年里自己性命难保，哪还有机会替一个过世并过时的“坏人”鸣冤？

另一位知情人夏衍，也是解放后党内残酷斗争中的受难者，虽长期为部级高干，但何敢主动供认与臭名昭著的杨度相识？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风雨初霁时，夏公才敢公开回忆故人———尽管他缅怀的是五年前冤死的潘汉年，但也捎带着提及早逝了半个多世纪的杨度。

在1982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有夏衍怀念刚刚被中共中央平反昭雪的潘汉年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一九三一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潘汉年）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夏衍本名沈端先———笔者注），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也猜到了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这之后，我和潘汉年同志阔别了五年，直到抗战前夕才再次会面。他给我介绍的那位老先生，开头我连他姓什么也不知道，大约来往了半年之后，他才坦然地告诉我：“我叫杨晳子，杨度。”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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