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陋室铭》的那些事儿

2012年05月30日 05:23
来源：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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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十八福地——苏仙岭

肖落落 枕 戈 秦汉月

《陋室铭》自出炉之后，有关其作者便受到了置疑。北宋僧人释智圆著《闲居编》说：“俗传《陋室铭》，谓刘禹锡所作，谬矣……”其依据是：不合“铭”的体裁，通常铭文是告祭先祖或纪念事成；不合刘禹锡为人，以仙、龙自比，过于狂妄；不合刘禹锡行文风格，没有在他的文集中找到类似文体。

近代，研究刘禹锡的著名学者，南京大学教授卞孝萱也持同样观点，他从文字上证明《陋室铭》的作者缺乏逻辑，乃拼凑成文：如“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完全违反常识，岂有仙居于矮山，龙游于浅水之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副瞧不起民众的口吻；既云“调素琴”，又云“无丝竹之乱耳”，琴不是丝类乐器吗？“有仙则名”是崇尚道教，“阅金经”是崇尚佛教，而来陋室“谈笑”的又是“鸿儒”，不是和尚、道士。

那么，《陋室铭》作者到底是谁呢？有人说，是崔沔。据《全唐文》记载，崔沔在洛阳做闲官时，曾著“《陋室铭》以自广”。然而，《全唐文》并未刊载崔沔的《陋室铭》，就连崔沔生平事迹也十分简略。由此我们只能推定崔沔也写了《陋室铭》，但并不能证明刘禹锡“抄袭”了崔沔的《陋室铭》。

应该说，释智圆《闲居编》成书时（宋祥符九年，1016年），《陋室铭》已经十分流行，据《闲居编》载：“昧者往往刻于琬琰，悬之屋壁。”而宋绍定年间成书的《舆地纪胜》（约1228年，王象之撰）记载：“和州陋室，唐刘禹锡所辟，有《陋室铭》，柳公权书。”即王象之见到了与刘禹锡同时代的书法家柳公权所书《陋室铭》——这是一份有力的证据（惜此碑现已不存在）。有此实据，历代主流观点均认为《陋室铭》即刘禹锡所作，至清代仍然编入普及读物《古文观止》，现代依旧编入中学语文教材。

《陋室铭》求解的方案有无数个，作为一个郴州人，我把刘禹锡与郴州（又称福城）放在一起研究，看是否契合。

刘禹锡于元和十年（815年）四月被贬连州刺史，元和十一年（816年）七月方抵连州上任，其原因他在《连州刺史谢上表》中说了：“南方疠疾，多在夏中。自发郴州，便染瘴疟。”此年四月，老朋友杨於陵被贬郴州刺史。此时，柳宗元也在郴州，并未去柳州赴任，有《奉和杨尚书郴州追和故李中书夏日登北楼》为证：“游鳞出陷浦，唳鹤绕仙岭……今日登高处，还闻梁父吟。”题中“杨尚书”即现任刺史杨於陵，李中书即原任刺史李吉甫，北楼在北湖之滨。柳宗元还在郴州写了一篇流芳千古的《童区寄传》，此时居郴的是三位意气相投的文豪：杨於陵、柳宗元、刘禹锡。

《陋室铭》中，“山”指郴州之苏仙岭，“水”指郴州之北湖。苏仙岭海拔526.4米，是湘南群山中的小丘陵，然而苏仙的故事却全国闻名；北湖不深，仅2至3米，形如池塘，每逢大旱还会见底，然而蛟龙的故事却家喻户晓。郴州号称“九仙二佛”之地，仙佛的故事大都发生在唐代，是宗教气氛极浓的“天下第十八福地”。唐开元十九年（731年），唐玄宗下召修苏仙祠，这是皇家第一次为民间祭祀的苏仙修庙；开元二十四年（735年），寿佛释全真出生于资兴程乡，少年曾在郴州城西的开元寺出家；建中年间（780年至788年），北湖恶龙作祟，道士曹代飞射杀之，受封“青史王”。此事据刘禹锡居郴约二三十年，禹锡的至交好友郴州刺史杨於陵到任即写了祭文。

在刘禹锡看来，郴州是块神秘的福地，“陋室”居于“福地”，自然不陋。

刘禹锡客居他乡，人生地不熟，自然没有多少人与之来往。他很可能是独自一人在此养病，“陋室”是暂时借住，自然不会大修整、大收拾，自然显得冷清荒芜。但刘禹锡住的“陋室”也不差，只是荒僻，没什么家当而已。篇中“鸿儒”自然是指郴州刺史杨於陵、未上任的柳州刺史柳宗元等一批志趣相投的朋友。

刘禹锡《连州刺史谢上表》云“自发郴州，便染瘴疟”，应该分析当时的政治背景。刘禹锡、柳宗元同是“永贞革新”被贬的“八司马”，可谓至交好友。元和十年，刘、柳二人同时被召回京城，另有重用。想不到又受到丞相武元衡的排挤，旋即被贬到更远的柳州、播州（后改连州）。他俩赴任途中，一路同行，谁知此时全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武元衡竟被藩镇派来的刺客杀害，全国一片混乱。此时有天下大乱的趋势，贬他们的武元衡已死，朝廷收回成命也未可知，于是刘禹锡借病在郴州坐观形势。

刘、柳二人在衡州分路时有诗互赠，然而二人均与刚到任的郴州刺史杨於陵有诗词唱和，柳宗元和诗云：“今日登高处，还闻梁父吟。”刘禹锡和诗云：“一曲梁甫曲，知是卧龙才。”《梁父吟》、《梁甫吟》为同一曲，引用诸葛亮未仕前好为《梁父吟》的典故，或许此时两人又在郴城相聚。在《陋室铭》中，作者以“诸葛庐”自比，用典如此巧合，似乎与三人诗词唱和有关。《陋室铭》以反问句“何陋之有”结束，显然是希望遇得明主，三顾茅庐。

刘禹锡文集为何漏掉了《陋室铭》？

《陋室铭》乃是文人酬唱的游戏之作，离开了郴州这块福地山水，就显得过于狂妄。因此，刘禹锡没有把它当成一件成功的作品收入文集。它能传世，可能是得益于篇中“鸿儒”杨於陵，是他在朋友圈中推而广之，以致流行。由于《陋室铭》朗朗上口，短小精练，且能明志励志，故深得文人雅士的喜爱，从而成为千古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