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欧洲史》翻译编校差错多 波兰成远东地区
徐鹏飞绘
袁 晞
去年购买了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战后欧洲史》上、下两册,从去冬读到今春。
书作者是出生于英国的美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这本断代史的时间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至21世纪初年,记述了整个欧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历史面貌,分析了战后欧洲的精神脉络和思想变迁,有对历史事件的精辟分析,有许多欧洲人在历史中的活动轨迹,还有作者个人的敏锐观察和独到见解,为读者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大量史实和广阔视野,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朱特先生2005年写成的书中预见了今天的希腊债务危机,足见英明,这类高见书中还有很多。
中译本封面上的译者署名是“林骧华、唐敏等”,从书最后一页的“本书译者”名单可知这两册书的翻译为17位译者合作完成,第一译者林骧华译了前三章和导言、索引等,并统校全书,第二译者唐敏译了9章,其余译者各译了一章。书的责任编辑为吕林,特约编辑为施熙。
我没有见到英文原版书,仅从读中译本的感受来看,客观地说这个中译本基本译出了原书的主要内容,表达了作者的主要思想,但是全书中错译、误译、张冠李戴、人名地名不规范的地方俯拾皆是,一方面说明译者历史文化知识的欠缺,另一方面可以看出,统稿、编辑、审稿、校对这些出版环节都没有认真工作。糟糕的翻译糟蹋了一本好书。俗话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这本书中破坏了汤的味道的远不止一颗臭老鼠屎。以下是一些例子:
第五章“冷战来临”中谈到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时,书中第112页有“已故的总统托马斯·马萨利克……”紧接着的113页写道:“1947年夏天,在苏联的要求下,外交部长扬·马沙吕克和他的同事们就断然拒绝了马歇尔的援助计划。”我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现当代史略知一二,也知道一般译为托马斯·马萨里克的是1937年去世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统;而在战时流亡政府和战后政府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的扬·马萨里克正是老总统的儿子,本书这一章的译者却把父子两人译成了不同的姓。
第263页说到1956年苏伊士战争时,有“英美完全撤离一周后,苏伊士运河开始清理河道,并于1957年4月10日重新通航。”一句。对那次战争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1956年苏伊士战争是英、法军队侵略埃及,美国是主张英法撤军的,那时美国在苏伊士运河区没有一兵一卒,谈何撤离?
在“过渡时期”一章,作者预见了希腊的债务危机。文中说希腊接受欧共体资金援助比例高于其他任何成员国,并指出:“我们将会看到,地中海沿岸诸国加入后几年间欧共体的慷慨做法证明是会造成负担而且备受争议的。”1993年欧盟成立,不再用“欧共体”这一名称,本书仍错译为旧称。
第22章“旧欧洲—新欧洲”有“法国和瑞典的交界处”(第645页),有点儿地理常识的人都知道,法国与瑞典隔着德国和波罗的海,和法国有边界的是瑞士而不是瑞典。
书中第742页谈到二战中犹太人惨遭杀害时,写道:“远东地区的情况更加恶劣:在波兰,战前人口超过300万的犹太人,其中97.5%被屠杀。”波兰怎么也不是远东,应译为“东欧地区”。
最离奇的要属第750页的注释:“1991年10月,在亵渎位于越南的犹太人墓之后,盖洛普对奥地利人看待犹太人的态度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从上下文看,发生该事件的地点应是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英文的“Vienna”(维也纳)和“Vietnam”(越南)似乎有点儿像,在我的印象中,越南人与犹太人接触不多,大概不可能亵渎犹太人墓。译者不是没有基本知识就是太不负责任。
英文“ice hockey”,中文都译为“冰球”,本书第405页毫无常识地硬译为“冰上曲棍球”。第724页说到现在欧洲足球交往频繁时,写道:“2005年,英国队的经理就来自瑞典。”当时的英格兰队主教练是瑞典人埃里克松。体育爱好者都知道,英国参加足球世界杯和国际比赛的有4支球队,分别是英格兰队、苏格兰队、威尔士队和北爱尔兰队,仅有1966年英国主办世界杯时这4支球队联合组队代表东道主参赛,可译“英国队”,其他时候都不能译为“英国队”。英国报纸体育版上足球队的“manager”,中文要译为“主教练”,译成“经理”贻笑大方。
书中第153页译为“尼古拉·佩特科夫”的保加利亚农民党领导人,在同一页的注释又成了“皮特科夫”。世界知名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影片,本书第348页译为《红色沙漠》,到了第352页又成了《红沙漠》。上世纪60年代的德国恐怖分子有一人的名字书中第426页译“巴德尔”,下一行就译成“巴德热”。第445页的捷克斯洛伐克哲学家“扬·帕托斯卡”,到下一页就成了“帕托卡”。在第630页两次出现波兰财政部长,先译“巴尔来洛维茨”,后译“巴尔舍诺维奇”,一共6个汉字有3个不一样。匈牙利总理的名字新华社译作欧尔班·维克托,本书第763页译为“奥尔班”,之后再出现就叫“欧邦”了。这些差错,专业校对只需要校对一遍就能避免,而这本书显然没好好校对过。
书中多次出现的南斯拉夫政治家德吉拉斯,新华社先译“德热拉斯”,后译“吉拉斯”,我不知塞尔维亚语(此人生于黑山,母语是塞语)的准确读音,但翻译应该用很多人熟悉的译名。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都知道,翻译人名地名,要以标准工具书为准,遵从约定俗成。本书多处随手音译,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常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兄弟党领导人,老一代读者非常熟悉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以上是外交部和新华社的标准译名),本书却分别译为沃尔特·乌布利希、符拉迪斯拉夫·哥穆尔卡、帕米罗·陶里亚蒂。还有中国报纸和《毛泽东选集》经常出现的人物,如1949年至1953年任美国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本书都译作“迪恩·艾奇逊”。斯大林时代被处死的匈牙利人民独立阵线书记拉伊克被译为“拉吉克”。1968年“布拉格之春”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切尔尼克被本书译成“泽尔尼克”。乌克兰第一任总统克拉夫丘克被译成“克拉夫楚克”。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名字阿拉伯文和拉丁字母都是前两节完全一样,一般译为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本书却给他改了一节,为“布特罗斯·波特罗斯·加利”。英国威尔士的城市Swansea,所有大陆版地图都音译为“斯旺西”,英格兰超级联赛中有这个城市的球队,新华社译为“斯旺西队”,本书却自作主张地把这个城市意译为“天鹅海市”。
我只是一个爱好历史的普通读者,仅以一般速度通读了一遍全书,远非以职业校对的准确或咬文嚼字的严格来要求之,也没有水平和工夫逐字逐句对照中英文检查全书,仅是在阅读中就发现了这么多差错,大有在享受美食中不断吃到苍蝇的感觉。
这些年粗制滥造的翻译书很多,但像《战后欧洲史》这样过分的还真不多见。93万字的两册书差错多得数不过来。译者简介还赫然写着:“林骧华,复旦大学出版社编审、现任质量总监、外语学科总监、审读中心主任……”“唐敏,现任复旦大学出版社外语分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如此不尊重原作者的劳动,如此漠视广大读者,如此不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如此不珍惜自己的名誉,这样的人在大学任编审,谁还能相信这所大学的学术水平?这样的人在出版社当质量总监、审读主任,谁还敢买这家出版社的书?如果都是这些人掌管了出版社,中国人还能看什么书?长此以往,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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