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盐文化

2012年05月17日 00:00
来源：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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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是人类生理上的必需品，盐产地与消费人群的分离使盐成为流通领域的大宗商品。盐是除粮食之外人类最早和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史记》记载，黄帝曾战炎帝于阪泉，败蚩尤于涿鹿，实际都是为争夺盐产地而战。中国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必然伴随着对粮食和盐的控制，这就是漕运制度和盐的专卖制度。管仲颁布法令把齐国的高山和大海统统纳入政府的管辖之中。政府组织专门的工匠砍伐山林、煎煮海水，生产海盐，还提高海盐的价格，齐国很快就从垄断经营中获取了大量的财富，一跃成为春秋霸主。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食盐专营”，管仲因此被后人尊为“盐业宗师”。

中国的盐生产历史悠久，关于宿沙氏制盐的传说早于3000年至5000年前。山东寿光的考古发现证实了商周时期的煮盐史。中国的内陆盐产地很多，如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四川自贡市的自流井，四川、云南、湖北、湖南、新疆、青海等地的岩盐，陕西、山西、甘肃、青海、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的池盐等。大规模的盐生产还是海盐的晒制。近年学术界认同的海盐晒法的创始时间上溯到宋金时期。《元史·郝彬传》记述，国家财资，盐利居十之八，海盐收入又占整个盐利的80％以上。明清时期形成了辽宁、山东、两淮、长芦等盛产海盐的盐场。清代盐业税成为财政收入的四大支柱之一，各产盐区及各盐场都有“额定产额”，食盐生产有严格的计划性。据推算清代食盐产量最高可能突破20亿公斤。

天津地区有记载的盐业生产史可以追溯到五代后唐的“芦台场”。《宁河县志》中的《重修芦台兴宝圣母庙记》记载了金元时期芦台地区盐业生产的盛况。天津的城市是伴随着盐的生产出现的。天津城市的起源应当从元代海津镇算起。据《三叉沽创立盐场碑》记载，在甲午（1234）年间，三叉沽地区出现煮盐户，这一年政府特许高松、谢实等18户在此设灶煮盐，“是年办课五百锭，比之他场几倍之”。两年后，又专门设立了“三岔沽司”、“大直沽司”，管理直沽盐场。这说明煮盐户是天津最早的居民之一。大约1277年左右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过元大都。他在游记里记载在汗八里（元大都）附近“城市和海岸的中间地带，有许多盐场，生产大量的盐”，应当就是指海津镇地区。

明代共有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广东、河北7个盐区，盐场达140多个，产量也创历史最高水平。明代晒盐技术传入天津后， 盐业生产由设在沧州长芦镇的都转运使司管理，天津附近海滩所产的海盐就叫做“长芦盐”。长芦盐区风多雨少，日照充足，海水蒸发快、含盐量高，是优良的盐场。清代康熙年间，长芦巡盐御史衙门由北京迁至天津，长芦盐运使司衙门也由沧州移驻天津。康熙年间长芦盐产量达到600万担，月60000万斤，以后各朝产量基本保持此数。长芦盐区在元代设盐场22个，清代以后逐步裁废仅留有8个，民国以后继续裁并，到了1914年，只剩下丰财、芦台两场，也就是现在的天津塘沽盐场和汉沽盐场。

盐业和漕运是古代天津城市的两大经济支柱，政府的盐税是通过“引岸专商”制度收取的。盐商遵照政府规定的税率缴纳税款后，便可到盐场砣地按照“引额”支盐，然后运往“引地”批发和零售。这是一种专卖制度。长芦盐的引地为北直隶，河南彰德、卫辉二府，输边地区为宣化、大同和蓟州。由于盐是大宗物资，九河下梢的天津成为长芦盐外运的枢纽。因此海河东岸药王庙至季家楼一带就形成了长芦盐暂时储存的盐坨地。盐业的生产和销售推动了天津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培育出一批富甲一方的盐商，天津就是长芦盐商的聚居地。清末天津的八大家，一半以上是盐商。如振德黄、长源杨、益德王、益照临张(海张五)、李善人等都是盐商。和两淮盐商一样，天津盐商为了提高身价，扬名社会，做了很多赈灾施舍、兴建园林、倡办学校等公益事业，客观上推动了天津文化事业的发展。查为仁氏的水西庄、张霖的问津园、安麓村的沽水草堂，就是这类文化园林。“三取书院”，早期经费由长芦盐商支会，“问津书院”由盐商查为义献产而设。盐商们为了保持他们的特殊利益，在清康熙年间成立了芦纲公所，曾多次在天津迎送皇帝，捐纳进贡。由于盐商的经济实力和与官府间的天然联系，在天津社会生活中始终扮演着主流角色，是天津雅文化的代表阶层。

作为北方重要的盐产地，必然存在着庞大的盐民阶层。元明时期，盐业生产以煮盐为主，煮盐户叫灶户。灶户劳动艰苦，生活悲惨、社会地位十分低下。清代以后，晒盐的盐工也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劳苦大众。长期的劳作和特殊的生活环境，在盐民中产生了特殊的盐民俗。丰富的生产民俗、生动的语言、大量的民间故事，刚劲的民间音乐和舞蹈，反映了盐民的精神世界和深厚的文化积淀。长芦盐区的盐母又是全国各盐区中最独特的盐神信仰。现在这些传统已是不可多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天津的盐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天津城市文化之根的组成部分，是一份尚待开发的文化宝库，正等着我们去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