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里的“梁带村”

2012年05月14日 06:21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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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玉猪龙，一组六件的青铜弄器：双层龙纹方鼎、龙纹小鍑、单把罐、窃曲纹圈足匜、垂鳞纹罐和镂空龙纹方盒，金鞘玉剑

　　M27棺内随葬金器在展示中

陈曾路

梁带村建于明代，与2500年前的墓葬并无关联。但这个黄河边的村庄的命运无疑会因为它们而改变。若干年之后，这里会成为巨大的遗址博物馆的核心区域，保护、开发、利用以及必需的展示教育的功能一个都不会少，交织的利益线脉在这片看似沉寂的土地上酝酿发酵，一如这个国家和时代的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只是，在博物馆，你未必能感受到这些。原因很多，关键在阐释。

“阐释”是一种诱惑，因为“阐释对象”的“意义”并非天然自明，但大家却乐此不疲。

从感观谈起，那不仅仅是视觉，是听、触、嗅和味的共同作用。考古学家在视觉之外还很关注触觉，这是考古的高妙处。“视觉”或许是我们获取信息最有效的途径，一旦过分倚重，副作用则是其他“几感”的蜕化。“触摸”的意义在于直面设计的初衷，这亦是任何器物被使用的前提。所以，不用奇怪考古学家对于田野工作的执著，田野的秘密在于“触摸”，也只有在田野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触摸”。任何造型、线条和纹饰并非仅是为视觉而存在的，质感决定了使用者的体验，如果想要了解这些器物曾经的使用者，最好先了解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触。

感观其实是很客观的经验，虽然亦会引起主观的情绪和联想。阐释的第一步即对感观的收集和整理。原则是：

第一，尽量保存足够多的信息。其实这里面我们吃的亏最多。往往留下了那些“重要的”，无视甚至“抛弃”“不重要”的，罪过。不展开了，其实这点我们真的做得最不够。大而言之，视觉之外的“听、触、嗅、味”一向比较缺乏，从一开始的考古发掘到最后的展览都像默片，可惜。微观里讲，即便“视”也未必充分。西周墓葬出土的陶器上往往带有织物的痕迹，因为难于取样，故而在考古报告中基本都不会被提及。陶器上的信息提示我们的是他们当时是有包装的。至于包装上是否又有纹样呢？我们不知道，不应该不知道。现在考古留下的信息越来越多，多到外人看来繁冗，殊不知没有这些繁冗的程序怎么能搞得清三千年前那些仪式的顺序和过程，这些“顺序”和“过程”对考古学家而言是如此重要，比单纯的器物还可贵，但考古发掘的现场是经历了三千年埋藏的世界，尤其需要敏感。至于“棺罩、荒帷”之类的软装，比棺、椁更值得注意，是两周墓葬新特征，以前也常被忽略，这几年来不断被发现，其实也说明了考古水平的提高。

第二，尽量缀合感观信息的碎片。这个其实是对感观信息的整理，要求高点，但基本决定了将来阐释的质量。以梁带村而言，能让考古学家兴奋的“敏感点”绝对不少。M26、M27、M19等几座大墓中出土的玉器从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到春秋时期的“玉组饰”，跨度之大让人咋舌，算上墓葬中所出土的分属于西周各个时期的青铜器，很显然梁带村墓葬的主人对于“集古”有着强烈的偏好。出土随葬品的“大时代跨度”和精美程度同样让人叹为观止。当时人对于随葬品之选择极为在意，慎之又慎，一般以丧礼时所用和死者身前所用之物为多。两周墓葬如梁带村这样 “博物馆般的”随葬品并不多见。但千万不能就此认为这芮国的墓葬就不合规矩，恰恰相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等几篇文献简直可以拿来作梁带村墓葬的注解。“棺罩”、“荒帷”有怎样的功用，“车马”又是干啥的，乃至棺椁下的绳束如何使用，一概都可以找到答案。

“士丧礼”、 “既夕礼”、 “士虞礼”等固然成篇较晚，但不妨碍其参考价值。“落葬”的棺椁只是整个“丧礼”中的实物化的一部分，更重要的其实是整个仪式的过程。这些东西在几十个世纪之后其实还影响我们当下的生活，不仅仅是那些沿用至今的名词，比如“大殓”、“小殓”、“落葬”等等，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记忆和认同，礼仪和祭祀只是手段，目的是“慎终追远”。故而中国人的丧礼并非仅仅是悲伤，其实更多的是敬畏，对祖先的敬畏和对“未知”的敬畏。这种人生的哲学在梁带村以及千千万万个相似的村庄中以最为朴素的方式传承着，这才是“中国”。

还有更让人兴奋的“敏感点”，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在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和山西曲沃的晋国墓地等虽不乏出土金器的先例，但如梁带村这般的数量和种类实在也很罕见，尤其M27的肩饰和剑鞘等，应属首见。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金银器上纹饰明显带有草原文化特征，而M26还出土鍑形青铜器，结合“仲姜”的铭文，昭显姬周和姜戎文化相交织的文化面貌。文物、文献、纹饰、环境、过程、文化面貌，这些只是碎片，仅仅揭示各自的问题，连缀起来才会发生“化学变化”。

因为带铭文的青铜器的存在自然会推及芮国的地望问题，脚下所踩之地是否就是这个在文献中偶有提及的国家，即便只是兴奋，也必然的会拼命多感受下这个黄河边的村庄，这个甚至超越“五感”，带上许多感情和想象色彩。一般而言，好的阐释的过程就是将这些碎片化的“敏感点”变成传达对象的“兴奋点”。连缀和整合碎片既应该是感性的也应该有理性的，与理性的相比，感性的部分其实更重要，决定阐释的基本格局。是从出土文物的视觉冲击出发谈问题还是从一个春秋时期的小国的命运来展开，或者是以生民之不息来说故事，一念之间而已。现场感观的缀合有效也最强烈，到了更为理性的阶段以后，必然就追求面面俱到和多多益善，最后往往“自缚手脚”而害义。

下面重点说说理性的认知，我们常说的研究其实也属于理性认知的一部分。

客观只是特殊状态下的主观，研究也只能是一种很主观的“游戏”，不必太在意。纯以现有证据而言，梁带村是否西周和春秋时芮国的所在地几乎无解。汉代以来文献中所举的几个芮国所在地与现下的梁带村组成了一个罗生门式的选择。但我们应当意识到，当下“国”的概念显然误导了我们对于两周的“国”的理解，此“国”真的非彼“国”。进而引出对两周“封国制度”的再认识，再往大里去，两周的政治制度或许都需要有新的理解。虢、芮乃至秦这样的封国很重要，对周王室很重要，果然起到了“屏蔽”的作用，他们的位置处于胡汉交割之地，都邑迁徙和疆域变化恐怕也是常态。西周史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任务，中国的政治史几乎就是对西周的阐释和再现，百年前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新内容，不过表面上翻天覆地，实际是新瓶旧酒。明白西周才会真正明白当下，这些恐怕是真正值得思考的地方，要理性推演的。总之，文物没生命，无法开口说话，更需要策展人的慎重。

（本文有删节，将刊于《梁带村里的墓葬》，陈燮君、王炜林主编，北大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