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潘天寿诗亭所思

2012年05月14日 06:21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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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廷华

曾往杭州观摩“书法”展览，住在九曜山下的酒店，报到之后，离晚饭还有个把小时，便蹀躞出酒店门，就近观赏山色。蹊径转弯处见一路标“听天阁诗亭”，攀上山岗，见一建筑，并非中国传统亭阁式样，波浪式回环的墙体，若展开之书卷，镌刻着潘天寿先生的旧体诗。诗亭之下是潘先生及夫人、长子的墓碑，另一侧则是袁行霈先生和已故张宗祥先生为潘天寿先生诗所作序碑。

位居杭州南山路的潘天寿纪念馆，我曾多次参观。那里展览着潘先生的代表性画作。我也在那里买到过线装本的《潘天寿诗存》。阅读之时，感觉潘先生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热爱，绝不下于他的国画专业；所达到的造诣，也可与其画艺颉颃。潘天寿诗远学韩愈卢仝，近学倪元璐，风格“棱峭险拔，意出人表”，与其画作风格仿佛。其《读史偶书》云：“半壁河山任小看，非关天堑限层谰。恐扪虮虱闲王猛，故展棋枰付谢安。三楚沙虫非浩劫，八公风鹤奏奇寒，炎黄帝胄原神种，牧马如何问马鞍。”此篇作于抗日战争时期，眼界胸次，非“画家之诗”可限，堪入“诗史”。《论画绝句·黄子久公望》云：“富春山色近何如？极近苍茫云卷舒。岂是寻常真画史，百分余事五分书。”更对书画与文学的关系作出明确议论，读之似在黄公望笔墨烟云间见文章底蕴。现代中国最著名的国画大师，若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都对古典诗歌下过大工夫。齐白石甚至以为，他毕生成就，应以“诗第一”，其中或有自矜处，但出于王湘绮门下，于诗歌别有情钟，大可理解。黄宾虹一生，艺术阅历最广，早年参加南社，已具名诗人风范。即是“以西学为用”的徐悲鸿，于古典诗歌亦沉潜甚深。十六年前，我为《中国书法》采访廖静文先生，得先生书赠悲鸿诗一首，嗣后，我曾写信给廖先生，提出在对徐悲鸿的研究里，其诗应予专门注意。可能因为廖先生事繁或健康的原因，我没有得到回应。多年过去，书画热弥漫全国，徐悲鸿作品的拍卖价格动辄上亿，但悲鸿先生遗存数百首诗歌，至今难见全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失。

在潘天寿纪念馆开放多年之后，潘先生的全部诗作也在九曜山下雕刻展出，这固然出于潘先生后人与有关方面的具体投入，或许也意味着当今社会在文化建设方面有了更加深入的用心，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有了更加开阔也更加明晰的认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流脉，形成了“诗国”传统，从“风雅颂”开始的“诗教”，集中了“德、智、美”三种精神因素，也弥散到其他艺术门类，若书法、绘画、音乐、舞蹈。以书画一道而论，从王羲之、到苏、黄、米、蔡，到赵孟頫、倪云林、徐青藤、再到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潘天寿，他们的诗作成就容有高低，但“诗心”所在，发而为翰墨丹青，却是千古一贯，百家悠同。可以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美意尤深的“诗教”，领会越深，沉潜越久，对书法绘画的影响也就越深刻，而书画家的成就也会越显著。这样讲，并非要求每一个书画家都必须是诗人，但成为诗人绝不会妨碍书画家的成就应属不争。如果一个时期，因为文化断裂或学科分工等原因，造成书画家素质的单一性，在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和继承里弥补这样的不足，就尤当注重。

潘天寿先生对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所起的最显著作用，是他在担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之初，即重申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性，拨正了此前一段时期在中国美术教育领域蔑视传统的倾向（有段时间国画之名已改为彩墨画）。以后，杭州艺专改成浙江美院（现中国美院），他又提出在国画系之下设立书法篆刻专业，并且特别聘请于书画和古典文学皆有深造的陆维钊先生主其事。今天的“书法热”弥漫全国，乃合力所致，其中利弊，还可探寻，而从教育角度入手，把书法作为传统文化瑰宝加以珍惜培养，潘天寿先生早着先鞭，他和陆维钊先生在美院开创书法专业的意义，甚至有些像当年吴宓、陈寅恪等先生在清华国学院之所为。潘天寿先生作为教育家，他的事功影响了不止一个时代，而他的身体力行，则将对书画和诗词这两大艺术门类的融合，贯通在自己的一生。这又可以给我们今天的艺术家深刻启示：如果是从生命的长久体验而非职业或市场需求出发，从对传统的正确理解而非空洞口号出发，必然对书画诗文乃至于更深广的学问领域进行融汇性研寻，其道路可能十分曲折，而对传统的延续则莫外此途。只有当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融汇作用于书画家的精神成长，书画艺术的内容才可能真正感动读者并承前启后。潘天寿等前辈的风范，足以说明问题。

那天在暮色四合中走下山来，我吟成一首，感怀潘天寿先生，也记述此行：

岁暮溪山云霭深，黄栌引路过松岑。

清空寂寂人何去，早月馨馨子自吟。

巨擘早分东海阔，孤心独对晚风明。

画魂原共诗情铸，劲草丹崖岂隐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