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改进了我的写作方式

2012年05月12日 07:10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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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顿

原来那部 《抵抗者》，就是写常德会战和衡阳保卫战的。那天是清明节，记得是个非常平和的日子，我只身走近那座庄严的抗日英烈纪念碑，把我刚出版的《抵抗者》，一页页撕开，放在碑下，点燃，边烧、边默祷：我来祭奠你们，当年你们在抗击日本侵略军上很英勇，没给湖南人丢脸，我为你们写了这本拙作。

不一会，上来一些游客，说一口怪怪的普通话，他们是来自中国台湾的游客，专程替自己的祖辈来衡阳，祭祀当年战死在这里的国军官兵。接着，又遇到了一些日本游客，他们竟然也来了，来祭奠战死在衡阳的他们的爷爷或伯爷爷、叔爷爷辈。我从史料上知道，侵华日军在攻打衡阳时，死伤四万多官兵，其中战死一名日军中将师团长、战死一名少将旅团长。一时的百感交集中，我蓦然感到了一种气息，它激发了一个意念，再次燃起了我的创作冲动——我觉得我还得写本书。这便是我写 《湖南骡子》的起因。

为了写历史题材的作品，我除了踏勘旧时的地名战场，也调动了知识储存和记忆。我童年和少年时候见过的，当年那些打过日本侵略军的上辈人，这时候都一个个地闪现在我的眼前。我有一位小学同学的父亲，是个伤残军人，他的腿就是在长沙第三次会战中，被日军的迫击炮弹炸没的。这个残疾军人经常呈现在我眼中……吸引着我再次走向他们。此后，我把他写成了小说中的 “我大哥”。在写作过程当中，他们似乎在盯着我写 《湖南骡子》，检验着我的抒写，令我没法摆脱。

但是毫无疑问，这样一部历史题材作品所表现的内容，肯定已经远离了自己的切身体验，传统意义上的 “深入生活”，对于历史题材的创作来说，几乎无从谈起，我们无法让时光倒流，再来一遍。因此，作为文艺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题材的创作，只能在历史史实和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虚构和想像。

写作历史题材，首先就是需要收集大量的历史资料。收集资料，除了文字文本，也离不开网络手段，网络所提供的资讯索引，往往相当全面相当细致，而且比我们过去通常只能跑图书馆，钻旧纸堆，当然要简便有效得多了。因此我认为，网络资讯对于文艺创作尤其是对于历史题材的创作，完全是一个可资借力的手段，它改进了我们的写作方式。

当然，历史史料与历史题材的作品，是两回事情，它们与创作者的主观意念之间，本身就存在着一种有机的互动。从那年起，我开始收集素材，就在收集过程中，写作的目标变大了，它不光是再写一部“抵抗者”，而是要书写这个群体的一生，他们生活的轨迹及家人。这种思想一旦诞生，责任心就来了，因为我必须抒写真实的历史。我搜集的这些历史资料，加起来有十多万字，在它们烂熟于胸的时候，有时候它们又会很刺我的眼睛，它们与我小说的叙述脉络和语言，与我小说的生活情态，常常不能完全融合，于是我开始删史料，把史料改为我自己的语言，然后写在我的人物身上。比如，写袁世凯称帝，我先用了不少史料，有三千多字，但这段文字放在这里，怪怪的，我开始删掉一半，接着又删去三分之一，最后，全删了。同时，大量的史料，让我重新认识了湖南人。湖南人很倔强，很执着，不怕死，例如谭嗣同，可以跑却不跑，宁愿死。还有宋教仁、黄兴、蔡锷，身上都闪耀着倔强的灵光。在毛泽东、彭德怀、粟裕和黄克诚等人身上，也闪着这种光芒！同样，不查看和追问历史的人也不会知道，长沙第一次会战的意义有多么重大！要知道那是日军在侵华战场上，第一次在攻城略地方面，没有拿下的城市；先一年他们攻克了武汉，几个月前又拿下了广州和南昌，拿下南昌后，他们兵分两路进犯长沙，以为长沙唾手可得，而当时挂帅进攻长沙的日军主将是冈村宁次，主力是在南京制造大屠杀的日军第六师团，和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等，他们在长沙可没法制造大屠杀，因为长沙军民没给他们提供大屠杀的机会，共同御敌，硬是把近十万的两路日军打退了……

网络帮助我进行了大量的查阅和浏览。在完成了史料收集和采访的基础上，我运用文艺创作的虚构与想像，从而让自己脱胎换骨，设身处地，融入既定环境情景之中，渗透于既定的气氛情怀，我与我的人物一起，几度浴火重生，几度悲情血泪，就像重新活过了一次。所以我常常把自己写得筋疲力尽，倒头便睡。等把这部小说写完了，我恐怕把自己的头发都写白了。

网络改进了我的写作方式，这是我写作历史题材长篇小说 《湖南骡子》的一个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