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有难度 呈现有品格

2012年05月03日 01:07
来源：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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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四世同堂》剧照

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剧照

本报记者 刘 淼

今年伊始，著名导演田沁鑫接过了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副主任的聘书。之后，田沁鑫迅速为北大做了两件实事——针对国内戏剧剧本匮乏的现状，启动中国青年编剧“新写作计划”；今年3月，携《四世同堂》、《红玫瑰与白玫瑰》和《大家都有病》3部风格迥异的作品，以“田沁鑫戏剧演出季·北京大学”的形式，在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向青年学子展示了她的“一戏一格，千戏千面”。

4月22日，由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与中国国家话剧院携手主办的“民族表达与当代叙述——《四世同堂》与田沁鑫戏剧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罗大军、刘方平、王一川、汪晖、张颐武、施旭升、沈林等12位嘉宾，从学术角度深入探讨话剧《四世同堂》的创作，并对田沁鑫的导演历程进行了梳理。

《四世同堂》的史诗品格

2010年10月，由田沁鑫改编自老舍同名巨著的话剧《四世同堂》在台北首演。这部汇聚了雷恪生、黄磊、朱媛媛、辛柏青、秦海璐、陶虹、侯岩松等诸多国家话剧院明星演员的“新京味”大戏，开创了大陆话剧在台湾首演的先河，并轻松征服了包括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等在内的台湾各界观众。如今，《四世同堂》已在海峡两岸20余座城市演出了120场，“一票难求”的场面几乎在每座巡演城市上演，获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赢。

将85万字的小说改编成3个小时的话剧作品绝非易事，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虽然《四世同堂》的改编有难度，但田沁鑫的舞台呈现有品格。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施旭升认为，小说《四世同堂》并不是老舍最出色的作品，但田沁鑫的舞台呈现有着史诗品格。“老舍的《四世同堂》有意保留了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记忆，但在抗战期间，他远离故土，小说《四世同堂》是他凭着想象完成的，这种想象显然和真实的历史有一定差别，所以我认为《四世同堂》并不是他最出色的小说。田沁鑫用这样一个文本做舞台表述，显然是有一定风险的。老舍在呈现这段历史时充满激情，这种激情是对侵略者的愤慨和对民族文化的坚守。但是激情的宣泄不能成为艺术，艺术是在激情之后的一种回味。我觉得，田沁鑫的戏剧表达是有回味、有反思的，她的舞台创造有着富含民族诗意的史诗品格。”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中国话剧的历史一直与现代国家民族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四世同堂》便把民族身份、民族认同的问题贯穿在了日常生活中。“我觉得，《四世同堂》提供了一个新的高度——从一个家的视角，对民族和国家的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

在《四世同堂》的舞台表现中，田沁鑫创造性地加入了说书人的角色，以旁观者和讲述者的身份，将3幕戏串联起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认为，说书人的角色设置有着“传达京味色彩和强化当时中国遭遇”的双重功能，是用现代手法对京味文化的新塑造。“话剧《四世同堂》的气质在于，以刚柔并济的手法，打造了‘北京魂’。”

从首演至今，《四世同堂》的票房收入已超3000万元。研讨会上，《四世同堂》的出品方代表——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助理罗大军和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方平，从艺术追求与市场需求的双赢上肯定了《四世同堂》的价值，认为“民族表达”是《四世同堂》的灵魂，田沁鑫的当代叙述手法则让这一表达鲜活生动、平易感人。《北京青年周刊》主编余韶文也认为，《四世同堂》从产业化角度是成功的，“好的作品，艺术上要能打动人心，市场上还能盈利，《四世同堂》是这样的作品。”

田沁鑫一直在变

从成名作《生死场》，到《赵氏孤儿》、《红玫瑰与白玫瑰》、《四世同堂》等名著改编，再到癫狂戏剧《夜店之天生绝配》和《大家都有病》，虽然并非每部作品皆是经典，但田沁鑫始终坚持着对当代社会话题的敏感捕捉和以当代艺术观念、东方美学相融合的舞台呈现。研讨会上，专家也通过田沁鑫不同时期的作品，对她的艺术之路进行了梳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文化纵横》杂志副主编陶庆梅认为，从《生死场》到《夜店之天生绝配》再到日前田沁鑫与刘晓庆合作的《风华绝代》，田沁鑫一直在改变。“当年，《生死场》让许多人惊讶，大家都在奇怪，田沁鑫那么年轻怎么做这么奇怪的作品。之后的《赵氏孤儿》、《红玫瑰与白玫瑰》、《四世同堂》虽然都是名著改编，但也有变化。但当我看《夜店之天生绝配》的时候，我依然非常惊讶，田沁鑫从简单的戏中找到了开放式的、符合当代节奏的叙述。大家都对田沁鑫期望很高，虽然有人觉得现在的她不像以前那样张力强、劲头足了。但我仍然欣赏，她现在这种张弛有度的调度和松弛的状态。”

谈及田沁鑫戏剧的民族表达与当代叙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认为，田沁鑫的戏剧创作始终坚持着两条线——戏剧的民族形式转化和与现代西方戏剧的长期对话，“因为这两条线，田沁鑫的戏中既有艺术的张力，又有价值的坚守。”汪晖也提出，田沁鑫作品中，对于普通人的关注最为称道。“从《生死场》开始，田沁鑫的作品中就有着对普通人的关注，而且这种关注是立体化展开的。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很多，但在表现战争中普通人的感受时，我们不应该从上到下去俯视，而应该把他们的感受作为理解历史的方法，是从他们的眼中看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