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不到一处55年前拍过的地方”

2012年04月29日 05:25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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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1957年，瓦尔达在中国拍摄的照片之一。图为内蒙古地区，老师带着学生去看电影。因为来自戈壁沙漠的沙尘，孩子们戴上大眼镜，穿着罩衣。　　③1957年，瓦尔达在中国拍摄的照片之一。图为中国某处的码头上，两个女人合挑着担子，拾级而上。　　①阿涅斯·瓦尔达1957年来到中国，那时她29岁。

早报记者 蔡晓玮

4月17日至22日，“阿涅斯·瓦尔达电影回顾”有八部长片和三辑短片在上海影城连续放映。其中，最早的一部拍摄于1962年（《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最晚的一部则创作于2008年（《阿涅斯的海滩》），时间跨度接近46年，类型则从剧情片到纪录片——这也是新浪潮代表人物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时隔55年后，第二次来到上海。此次回顾展组织方之一为“人文·法国·电影”学堂。

和此前北京和武汉全方位展示瓦尔达集摄影师、导演、艺术家三者于一体的身份不同，此次瓦尔达的上海行用上海师范大学欧洲电影研究中心主任王方的话来说，“更加纯粹，可以专注于她的电影”。确实如此，瓦尔达在上海行程忙碌，连续三次在电影院里和观众面对面，畅谈刚放完或将要放映的电影作品，她最高兴的是听到年轻观众追问某部影片的具体细节，比如，当被问到曾收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电影《天涯沦落女》里的女主角莫娜难得一见的笑容或是影片结尾时的仪式场景时。“我非常非常感动，大家能对我的电影感兴趣，虽然法国和中国有11个小时的时差，语言也不通，但是电影让我们找到了交流的平台。”瓦尔达说。

既然来到中国，55年前以摄影师身份来中国拍摄的经历不能不提。4月17日，在上海的开场讲座上，不待提问，瓦尔达就主动交待起这一段中国奇缘。第二天，在其住宿的酒店锦江商旅的雪茄吧接受记者采访时，瓦尔达提醒侍应生给记者倒茶，自己只要了一杯白开水。“这是我1957年从中国回去以后，养成的习惯。”瓦尔达说。当年，她随一个10人的法国专家代表团应周恩来总理之邀来到中国，所到之处，白开水是唯一的饮料，刚开始惊讶，最后却养成了习惯，“现在在法国，我习惯每天早上起来喝一杯滚烫的白开水。”

如果说，55年前的造访留下的7000余张照片是瓦尔达用西方人的视觉经验捕捉中国印象，那么55年后，那些涌入影城的年轻人则试图解读瓦尔达的电影密码，汲取力量和灵感，对于瓦尔达，中国却物是人非，“到处都是GUCCI、KFC。”在她看来，曾经的镜头里的那个中国更有自己的特色，现在那些棱角被全球化磨光了。“中国人一直都往前看，太重视未来，那些老的建筑却都拆掉了，我已经找不到一处55年前拍摄过的地方。”

当年的黄浦江边很平静

1957年瓦尔达来到中国时，新中国还没有在联合国取得席位，出入中国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瓦尔达是通过向中法友谊协会提交申请加入一个10人团队的，除了她以外，其他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大多是技术类的专家，这10个人通过周恩来的邀请进入中国，瓦尔达的使命是随团拍摄。

“我们待了两个月，从东北到云南，从重庆乘船沿着长江到达上海，中间还在武汉停留了一下。上海当时是大城市，但黄浦江边非常平静，我记得外滩那时候紧挨着江水。”瓦尔达说，从上海他们又一路去了广东。安排的整个行程主要是参观工厂，但瓦尔达不愿意，“我想要看到人”。她背着大包小包的照相器材去乡村、走街串巷，在跳蚤市场里用蹩脚的一两个中文单词和手语向人解释自己想要买有关“去西天取经的猴子和猪”的小物件——因为在法国时，瓦尔达就看过《西游记》，“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最终她拍下了几千张照片，带回去一堆虎头帽和虎头鞋。

于3月10日在中央美术学院开幕的“阿涅斯的海滩”展览上，瓦尔达首次向中国观众展出的若干张照片，被放置在展览入口处的一个红色大门装置内。中央美院美术馆策展人蔡萌对其中一张印象深刻，“拍摄的是乡村，有水有山，有人在挑水，非常美。现在中国已经很难找到这样的乡村景象了。”在上海接受记者采访时，陪伴瓦尔达同行的女儿将妈妈的展览画册递给记者传阅，里面有一幅，所有的孩子都戴上了大大的黑色眼镜，笑得阳光灿烂。“那是在内蒙古地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部负责此次展览的高高说，“那里的风沙特别大，于是所有孩子都需戴上特别大的防风镜。”

在瓦尔达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留影中，还有一些是彩色照片，比如表现传统的杂技的照片。1950、1960年代，彩色照片在西方正面临争议，关于这种新照片到底是不是艺术，直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才有定论。“那是个相机和摄影材料还没有实现国产化的年代，照片多用于宣传目的，主要以官方的意识形态为主，用摄影作为媒介进行个人观看、个人表达非常少。”蔡萌说。

瓦尔达则在这样的匮乏中，用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记录下了她眼中的中国。或许她称不上摄影大师，但却是对画面、影像有着异于旁人的捕捉能力。“她的框取方式是很欧洲的，有着很理性和冷静的观察，是一种个人对历史介入的摄影，有着可以作为档案和文献的价值。”蔡萌评论。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及如果现在到中国还会拍些什么，瓦尔达有些无奈：“我会去更偏僻的乡村拍点东西，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都太相似了。”

对生命的好奇和实验眼光

在上海的讲座现场，瓦尔达要求把灯光调亮，这样她就可以清楚看见台下每位观众的样子，而迎接她的，则大多是年轻的面孔。在电影《天涯沦落女》放映之后，有个年轻人问瓦尔达，在影片中反复提及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回答是，对自由的欲望和追求每个人都有，尤其是年轻人。“何为自由，完全是你自己定义，到底是自己个人的自由还是社会的自由，看你的参照物是什么。自由有时候也有政治的一些意义，但莫娜所做的是想摒弃社会加之于她身上的所有的枷锁。”瓦尔达说。

在北京，女导演宁瀛、也是如今的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电影与影像系系主任以瓦尔达为名设计了一个奖项，让参选的年轻人看瓦尔达的作品，领会瓦尔达的精神，从而做自己的创作。她要求年轻人做一个3分钟的影像作品，要求他们拍家乡的故事、身边的故事、拍自己眼睛看到的故事。

因为瓦尔达的电影本不是一个公式，而是一种精神。“她带给你的永远不是说教，而是在创作中，你变得有血有肉起来，那种极度自由也极度自我的感受。”宁瀛说，“从她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实验性并不是一个离开生活的概念，而是抱有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自然的态度，去观察、感受，逐步找到自我，并把自己的感受传达给别人。实验性是可以传达的。”

在瓦尔达最新作品《阿涅斯的海滩》中，有这样一个段落：瓦尔达从公寓中出来，去拍摄邻里生活，因为承诺不用别人家的电，她必须从自己的公寓楼里拖出一根电线连接摄像机，电线的长度正好让她从这条街的一端走到另一端。瓦尔达在片中自嘲，称这根电线像自己的尾巴和脐带，却甘之如饴——生活和创作无可分割。

由瓦尔达、影评人付东评出的首届“瓦尔达奖”的获得者是一个20岁出头的女孩，她拍摄自己的故乡——江西一个小镇上的日常生活。画面上是普通的小镇生活，但画外音中描述的是主角对北京的向往。评委认为这部作品“朴实、有感受，而且有诗意”。瓦尔达说，她惊讶于中国有那么多年轻人在拍一些艺术电影，而且拍得很好。在宁瀛看来，这部得奖影片却还有一种“痛”。“我们的小城镇正在慢慢失去自己的身份，一切都朝着大城市奔，一种生活的无奈感和被遗弃的感觉。”宁瀛说。无论是痛，还是诗意，从瓦尔达出发，年轻人翻检的是艺术和自我的本质。另一件特别让瓦尔达高兴的事情是，哪怕影展已结束，影迷仍然可以在搜狐高清频道上看到她的电影作品。“他们告诉我，点击量已经超过了200万次。”瓦尔达兴奋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