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挖掘上海城市“三脉”

2012年04月23日 07:09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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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琪森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也是历史创造力的基本动力。文化的发展需要历史的传承，文化的振兴需要历史的联动，文化的繁荣需要历史的滋润。在沧桑岁月中，上海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家底、多元的文化财富和独特的文化认知，这是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宝贵文化资源和历史基因。我们应当从中认真梳理文化记忆，深入研究形制特征，科学分析社会理念，全面把握上海这座城市的人文形态。

一、开放——上海城市文化的形制，是史脉。上海，以开埠立市，以开放兴市。中外交融、东西兼容、五方杂处，使上海建构起了一个城市文化大平台。在此基础上，金融业兴起、商业繁荣、工业兴盛、消费增长及市场经济的迅速崛起，让上海的城市形制进一步呈现出鲜明而独有的开放性。开放是上海的标签和文化符号，各种思想在此碰撞，各种文化在此互补，各种观念在此磨合，各种意识在此交流。

开放的文化，赋予上海活力、生机和发展张力，并产生出相当大的时空效应和物化能量，从而使上海可以率先挣脱传统自闭文化的滞后及阻隔。上海以新兴畅朗的城市形制，开门迎世界，互动纳中西，敢为天下先，在我国近现代史上书写了诸多第一。例如：100年前，作为中华民国成立后第一项重大改革之举，孙中山力倡将沿用数千年的历法从阴历改为阳历，以便与国际社会接轨。尽管当时同盟会内部有少数人反对，但上海市民以开放的心态欣然接受。再如：中国最早的银行、最早的民航、最早的邮局、最早的证券、最早的电影均出自上海。思想观念前卫性和国际化的特性，融入了上海的城市史脉，践行着文化自信与自觉。

二、创新——上海城市文化的特征，是命脉。上海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所以能够崛起于东方，在我国现代金融、商贸、工业、建筑、文化、艺术乃至出版、娱乐等方面作出开拓性贡献，成为与巴黎、伦敦、纽约、罗马相媲美的“世界第五大都市”，除了依靠开放的城市形制外，关键还在于对创新的追求及由此迸发出来的创新能量。可以说，创新是上海城市精神的命脉。

上海以中外移民为主，华洋交错兼容，由此带来生存竞争的紧迫性、创业发展的需求性及接轨世界的开拓性，不断铸造着这座城市特有的集体性格及社会观念，即所谓“趋时骛新、崇尚开创”。如作为上海城市文化大系统中颇具代表性的海派京剧，不仅大胆改编经典名剧及传统唱腔，注重表演，做到唱作俱佳，而且结合时尚，创作新戏，并勇于在舞台上运用机关布景及灯光设计等。建于1908年的新舞台，在1912年又全面更新，一举成为全国最大、最先进的剧场，吸引了京城及各地名角如谭鑫培、梅兰芳等纷纷登台献艺。再如，海派书画、海派文学、海派电影、海派戏曲、海派建筑、海派服饰等，皆是创新驱动所致。此外，在工业方面，创新产品比比皆是，佛手牌味精、华生牌电扇、亚字牌灯泡、双钱牌轮胎、吴良才眼镜、梅林牌罐头等均是当年闻名遐迩的畅销品。可见，创新是上海城市精神的灵魂，是永葆青春活力的重要元素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推手。

三、包容——上海城市文化的风范，是人脉。如果说上海城市的形制是开放，城市的特征是创新，那么与其构成逻辑对应关系的就是城市的包容风范。开放是史脉，创新是命脉，包容则是人脉，三者共同构成了上海城市的经典名片和传世名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此氛围中成长和历练出来的上海市民，开明睿智，大气谦和，不拘一格，和而不同，具有高度的公共意识。

包容的城市风范使上海源源不断地吸纳人才、汇聚精英、集结大师。1912年之后，一大批原清王朝的高官大吏、帝师名臣，如陈宝琛、陈三立、张謇、沈曾植、李瑞清、曾熙、朱祖谋、康有为等，从庙堂官场中退下，先后选择来到上海。上海敞开大门，以包容、友好的姿态接纳了他们。当时的社会名流、艺界贤达李平书、王一亭、沈缦云、哈少甫等，与这些人雅兴联谊，结为好友，从而使他们得以华丽转身和“集体转岗”，为海派书画提供了高端发展、创造辉煌的契机。还是在1912年，诗、书、画、印四绝的吴昌硕在王一亭的力荐下正式定居上海，成为海派书画公认的领袖，为海派书画成为全国书画创作的领军者奠定了扎实基础。其后，刘海粟、徐悲鸿、张大千、潘天寿、沙孟海、谢稚柳等都曾得到过这个大师群体的指教和扶植。

历史地看，包容不仅可以成为文化凝聚力的孵化器，也能成为文化原创力的助推器。上海这座城市，既包容马相伯、梁启超、蔡元培、章士钊，也吸引了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从而形成少长咸集、群贤毕至、大师林立的生动局面。可见，上海所具有的包容风范，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能量和创造效应。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