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永新：格非马原的新作超越了他们前期的先锋作品

2012年04月15日 14:52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黄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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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采访/羊城晚报记者 黄咏梅

专题插图/杜卉

羊城晚报:1987年《收获》第五期推出了“先锋作品专号”，震动文学界。专号集中刊登了一批青年作家具探索性的作品：《极地之侧》(洪峰)、《四月三日事件》(余华)、《1934年的逃亡》(苏童)、《信使之函》(孙甘露)、《上下都很平坦》(马原)、话剧《屋里的猫头鹰》(张献)等。是否可以说，《收获》这次专号是“先锋作家”的最早定位？

程永新（小说家，《收获》杂志副主编）:其实当时也没想得很明确，只是觉得文坛冒出了一批有才华、与传统作家的写法有很大区别的年轻人，小荷才露尖尖角，但他们的作品散见于各种文学刊物，《收获》作为龙头文学期刊，把这些年轻人的作品集中推出，将会是一件对文学很有意义的事情。另外，中国文学要纳入现代文学的轨道，需要探索一些创新的写法。《收获》连续三年推出年轻作家的专号，“先锋”这个词后来是批评家概括的。

羊城晚报:据说，您是那些专号的“推手”？

程永新:当时我和马原聊得比较多，在一次次的彻夜长谈中，我渐渐明晰了把年轻作家集中起来隆重推出的必要性和意义。后来与刊物的主要负责人李小林女士汇报之后，她很支持我的想法，于是，我就全国范围地约稿组稿。我选择的标准就是找那些愿意尝试与传统写法不同的年轻作者。新时期以来，文学更多的是表现过往生活的苦难，文学的内在意义很狭小，表现手段也比较单一。我们寻找的就是能够在表现民族精神疆域方面更加宽广、更加具有形而上意义的作品。

羊城晚报:先锋作家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他们已纷纷迈进50岁，先锋作家这个命名是否在这一群人身上已经过时？

程永新:其实，我很少用“先锋”这个词，我更喜欢用“前卫”来概括这批作家。记得罗兰·巴特在给安东尼奥尼的一封书信中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前卫性是任何时代都需要的一种艺术特质。我以为，一个有出息的作家艺术家，永远不应该放弃探索精神和创新实践。《红楼梦》之所以流传至今，就是因为它有形而上的意义，有幻想性的元素。它在那个时代，无疑是具有前卫精神的。

羊城晚报:最近，这些先锋作家如苏童、格非、马原都纷纷在《收获》上刊登新小说，作为主编，您认为他们今天的小说是否还具备先锋性？跟当年他们的作品比较起来有哪些明显的区别？

程永新:在格非、马原的作品里，始终都存在对世界对生活的宏观思考，前卫精神始终存在于他们的作品里。与以往相比，他们的叙事更趋成熟，更加注重民族性。不管人们如何来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事实上，当年的这批人都变成了中国文学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作品也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提供了坚实的文学母本。

羊城晚报:有评论说，当年的先锋作家纷纷向现实主义写作转型，您是否认同这个观点？

程永新:在人们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革命产生怀疑的时候，这批作家确实存在向现实主义转向的趋势。但我还是相信，前卫精神不会在他们身上丢失。也许作品呈现的面貌会不同，但骨子里的核心有一种传承关系。因为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永远不可能放弃探索和创新。

羊城晚报:有人认为这些先锋作家都是躺在过去成名作的功劳簿上，后期作品都无法超越他们各自的代表作，您怎么看？

程永新:我不太认同这样的评价。拿格非来说，他的乌托邦三部曲，就超越了他的前期作品。我们即将推出的一部中篇小说《隐身衣》，虽说故事性很强，但作品的前卫精神是显而易见的。马原的《牛鬼蛇神》完整系统地表达了他对世界、对生活的看法，是一部总结之书。我想，要给这批作家以时间，每个作家不可能一直处于最好的状态。假以时日，他们说不定又会给读者带来惊喜，又会为文学史增光添色。

羊城晚报: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有哪些您认可的新一代先锋作家？

程永新:这些年，我对李洱、韩东、薛忆沩、艾伟这批中间层的作家充满期待，因为他们的作品里，延续了一种文学的探索精神。我看好的年轻作家有路内、阿乙、曹寇、张惠雯、刀尔登、瓦当等等。

黄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