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与图像

2012年04月14日 03:31
来源：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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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葡萄图》明徐渭纸本水墨

165.7×64.5cm

《虾蟹图》齐白石纸本水墨

66×34cm 1948年

《清雅》

江中潮

纸本水墨

187×50cm

2011年

《夏风》江中潮纸本水墨

110×45cm 2008年

《万紫千红》江中潮纸本水墨

240×45cm 2009年

《古韵之一》

江中潮

纸本水墨

155×70cm

2000年

《久久的凝视》

江中潮

纸本水墨

120×120cm

2001年

《历史的追忆》

江中潮

纸本水墨

166×66cm

2012年

《唐代遗风》

江中潮

纸本水墨

136×66cm

2011年

《古韵》

江中潮

纸本水墨

60×45cm

2000年

《释》江中潮纸本水墨

120×120cm 2004年

景观与图像

关于江中潮的《文化墙》系列

■沈伟

我一直认为文化是一种与记忆有关的东西，而且，它们尤其关系到一种集体的记忆。显然，文化的全部含义，绝不可能通过一个抽象的范畴所能概括，但是当我们考察到具体的社会观念遗传和生活模式的建立时，我们都会触及到与“文化”相关的不同方面：它们共同表明着时间和空间变幻中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以及精神的物化。说到底，文化本身就是一个集合。

《文化墙》也相当于一个集合，它们建立于纸上，面对的是记忆中的和现时代的纷繁，以及它们在相互交织交错下的环境与秩序感。

以我们过去的眼光来衡量，大众文化的确只是一种“亚文化”，但是从目前的时代气氛来看，大众群体的兴趣中心和焦点，却直接造就了时尚和流行的种种社会文化现实，这就不得不使我们多少改变了一些对于“主流”的认识。

例如，涂鸦有时并不完全出乎自然天性的需要，由街头的大众涂鸦所构成的，正是一道景观。在我们的城市中，无处不在的张贴、胡乱随意的标记、涂画，充分体现着民间百姓运用“符号”的基本能力，它们实现的不仅仅是一种资讯的目的，而且还会夹杂着一些宣泄，或者，更像是一个“集体意象的游戏”。相比于过去时代的那种统一性的特征，当前的这些标记则蔓延着多样化的泛滥。留心于此，我们会颇有一些《易传》中所说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意思，而将它们汇集到一个虚拟的“墙”面，就将可能完成一个对“文化”的特别理解。

《文化墙》的图像资源，就是来源于这样一个庞杂的系统和背景，在那些符号的堆积中，精英的东西少，大众化的东西多：堆积层下所隐约掩藏的，是一些意识形态和时代政治的历史片断，而更多地浮现于表面的，则是当下俚俗的大众生活景象的一个方面——从城市街头的小告示，到乡镇角落的墙面标语。那些内容，我们自然不会陌生，相反，是熟悉得以至于麻木，因为它们同样也是另外的一种信息方式的膨胀；它们来源于大众，又回归于大众，由此，《文化墙》本身，也就成为了一个大众图景的杂陈、拼贴、乃至堆砌。

这是一种从景观到图像的转换。

从绘画的角度看，大众生活图景与古代宗教壁画图式在视觉印象上的重叠，可谓是恰如其分：刻意制作的斑驳、残损、支离、粘贴、叠加，获得的是一种时光风尘的意象。而在图像的过程中，那种涂鸦式的即兴与戏谑的轻松感觉，交织着架上绘画的虔诚投入与专注，仍然不啻为一种个人游戏的严肃。透过那些多层次覆盖的斑斑陈迹，我们可以辨认出从历史到现时的文化景象中一些与生活史有关的东西，它们涉及到人们的选择与被动的经验，以及那些非个性化的集体无意识的痕迹。

事实上，各种素材是并列的，既保留了过去，也集中为现在，它们相互消解了彼此确定的视觉意图，因此，它们不存在“中心”，也无所谓“边缘”，算不上深刻，但也不拒绝隐喻。然而，一个“墙”面，一种时间和现象的凝结，犹如一堆充斥着世俗波普的综合板块，更加清晰地反映着生活的精神含义在当下的消融和隐退。

《文化墙》让我们再次关注于艺术的日常再现和回忆的功能，而它的图像意义，或许也就在于此。

所谓“墨分五色”

■谢蕊

在中国画中，“墨”并不被画家仅仅当成黑色入画，而是将其与水结合呈现出丰富的层次变化，正如唐代绘画理论家张彦远在其著作《历代名画记》中提出“运墨而五色具”，后人也简称为“墨分五色”。对于这里的量词“五”可作为“多”加以理解，虽说法不尽相同，但以“浓、淡、干、湿、焦”对应五类墨色的说法最为认同。

首先，笔者对“浓、淡、干、湿、焦”这“五色”作简要描述：“浓”与“淡”是色度深浅的比较，前者浓黑深沉，后者轻薄清澈；“干”与“湿”是水分多少的比较，前者干笔苍劲，后者水墨淋漓，而“焦”在色度上深于“浓”，且凝重干枯，可以说是最干的浓墨。值得注意的是，水调节墨色的变化绝非受制于此五种，为遵循“墨分五色”，作画前在调色盘中调配好五种墨色以备用的做法更是不可取。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墨之色相问题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到了唐代中晚期，墨色在山水画中一跃而成为绘画的全能色彩，并由被后世画史推为水墨山水画鼻祖的王维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水墨晕染的技法，增强了水墨在绘画中的表现能力。

水墨运用渊源已久，在此，试以两位水墨大师的画作来解析“五色”之用。明代画家徐渭《墨葡萄图》，画家用大写意的酣畅笔墨挥洒出错落的低垂老藤，茂叶以大块水墨点成，串串葡萄也在水墨的浓淡间显得晶莹欲滴、意趣横生，可谓不求形似而得其神似。徐渭的另一幅《黄甲图》更显画家任乎性情地辗转于“浓、淡、干、湿、焦”中，图中肥阔的荷叶用淋漓的湿墨，在空白表现的秋水中一只螃蟹缓缓爬行，画蟹虽看似寥寥数笔，实则浓淡笔法参用，形状虽夸张，却饶有笔墨情趣。

家喻户晓的近代画家齐白石也是“五色”运用独到的水墨大师。齐白石画的虾之所以形态栩栩如生，就是因为巧妙地运用墨的浓淡变化。画家在表现虾头时，于淡墨之上加一笔浓墨表现虾脑。再看一对浓墨眼睛，左右点上几笔淡淡的墨，使虾的头部在晶莹剔透中有显得变化多端。虾尾、虾腰用寥寥几笔淡墨点出，与头部的浓墨形成明显的对比，把透明且富有弹性的虾表现得活灵活现。齐白石曾说：“余之画虾，已经数变，初只略似，一变毕真，再变色分深淡，此三变也”。可见白石老人几十年的笔力修炼也正在这“五色”之间。

淡雅、素静的水墨替代石绿、丹砂、铅粉等颜料，并非意味着单一枯燥、平淡无味，而是包容着更为丰富的色彩组合。巧妙地控制含水量的多少，正是中国画用墨的奇妙所在，其表现的淡泊心境也传递出中国有别与西方的艺术思想。素静之色的水墨画正是抹去世间浮华，向往出世的清净所在，使人心灵得以平静、安详。

自2000年以来，江中潮沉醉于“诗画系列”的创作，出现在他笔下的花卉、飞鸟、果蔬、虫鱼，或繁或简、或浓或淡，倾注着画家的智慧与才情，体现出“一花一境一世界”的美学境界。

中潮作画，不拘一格，或站或坐，或桌上或地下，因此他常常在画上题款谓之“戏笔之作”。所谓“笔墨游戏”应该是中国写意画创作的特殊规律，画家在小品画的创作中，注意把握笔墨的偶然性，兴之所至，意在笔先，趣在法外。这种即兴和随机性，极具中国画的笔墨韵味和抒情意味。借用郑板桥的一句诗，就是：“画到精神漂没处，更无真相有真魂。”

江中潮所作水墨小品系列，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原汁原味”的“诗画水墨”系列，二是“笔情墨趣”的“戏笔小品”系列，三是“独辟蹊径”的“传统再现”系列。江中潮系列小品看似漫不经心，信手涂抹，其实是充满智慧的，兴之所至，涉笔成趣，其系列题材的选择，构图的安排，笔墨的运用上都恰到好处，所描绘的对象都远远超出了其自身的生命意义。

首先我们来看他的“诗画水墨”系列，无论是花卉、飞鸟、虫鱼、抑或是果蔬、荷塘，皆表现为一种点、线、面的有机组合，或繁或简，或实或虚，或不可名状，又浑然一体。起伏转折，抑扬顿挫，浓淡干湿，轻重徐疾，既有节奏又有变化，既有骨力又有韵致。江中潮的这种由现代构成所体现出来的笔墨语言，不但有着极其丰富的本体探索的学术价值，而且还有着推进当代中国画图式创新的积极意义。

我们以画家笔下“戏笔小品”系列的“蔬果”这一笔墨符号为例。画家对于这一再出现的形象，既作为传达情感的载体，也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态。在“苹果”、“石榴”、“茄子”等作中，作者大胆的夸张变形，洗练简括的形象，圆活泽润的笔墨，完全超越了传统的程式，一挥而就出一派花鸟虫鱼的生命意义。虽然，传统在他身上根深蒂固，但他不拒绝任何的表达方式，他把笔墨表现当作一种游戏，于是从他的长锋羊毫下流淌出腊梅的邃密，批杷的温润，紫藤的朴茂，残荷的俊逸，我们似乎从中体味到“传统更传统，当代更当代”精神，以及画家生命与情感的诗性状态。

我们把江中潮的“遗物系列”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现。画家通过对古代书画残片的具象描绘，运用现代的中国画形式语言来诠释古人的艺术功力，那画中出现的蝉、蜜蜂、蜻蜓等，似乎是画家对宋、元以降传统绘画的一种追忆。当然，江中潮的追忆是为了改造，是为了建立一套新的中国画的笔墨样式。随着画中鸟儿、虫儿的一鸣一啾，一飞一跃，我们常常会忘记了它们本是纸上形象，用清人《画荃析览》上的话来说，便是“真境逼而神境生”了。

小品画虽属“戏笔”之作，其实“戏笔”未必就不认真。记得席勒就说过：“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西方现代画家也都十分强调作画的随机性，把艺术创作视为人的灵性的一种表现。因而艺术史上有一种学说，认为艺术起源于游戏。

正所谓“一花一境一世界”，江中潮始终以一颗智慧与温存的心去抚爱生活，那毛茸茸的小鸡、活灵灵的麻雀、水淋淋的蔬果，都倾注着他的智慧与才情，真心与真情，作者的人格、学养在这瞬间也得到展示。江中潮说：“我的画还没有发展到自己认为最理想的境界。”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不但有理由为今天江中潮水墨画图式创新喝彩，而且有理由对他的明天抱有更大的期待。

江中潮：游弋中西文化中(节选)

■李瑞洪

江中潮

1958年出生于湖北武汉，祖籍河北。1985年毕业于江汉大学艺术系,武汉画院专业画家、副院长，江汉大学客座教授，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湖北省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委员,武汉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市管专家。美国丹佛大学美术学院访问学者，德国杜伊斯堡城市交流计划访问学者，德国斯图加特国立美术设计学院访问学者。获“中国画坛百名杰出艺术家”称号。

1987年

于台湾三原色艺术中心举办个展

1989年

《十号地域》入选“第七届全国美展”

1993年

应美国丹佛大学美术学院邀请访问讲学、在丹佛举办“张弋、江中潮、大弓——中国新艺术展”

1994年

《古韵》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后被中国美协选送参加日本巡展《结构现象系列》参加台湾省立美术馆“中国现代水墨画大展”

1995年

参加中国美术馆“武汉美术作品展”

1997年

应德国杜伊斯堡市政厅邀请访问讲学并举办个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