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大师不了情

2012年04月09日 05:59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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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琪森

艺术上的探讨，学术上的争鸣，原本是正常之事。双方应心平气和、客观真实、互为尊重。《东方早报·艺术评论》（2011年12日19日）刊载本人的《大师不了情——从吴昌硕、齐白石的〈竹石双寿〉图说起》一文后，今年2月27日有作者针对此文的回应《吴昌硕的北京，齐白石的上海》，该文开头就将我写的文章说是“杜撰”。在本人提出商榷意见前，先作两个小小的更正，以作铺垫。该文说我讲吴昌硕、齐白石见面时，“二人合作了一幅《竹石双寿》图”。在我的文章中并没有这样讲过，事实上，此幅《竹石双寿》图系齐白石于1951年在吴昌硕作于1921年（辛酉小满）的竹石图上补画了双寿鸟，而不是吴、齐合作于1921年。

吴昌硕的润格是他人送吗？

我写的《大师不了情》主要是写吴、齐1921年秋的一次会面及拜师、题写润格之事。但该文却王顾左右而言他，用了五分之四的篇幅去谈了吴昌硕的两次北京行及齐白石的两次上海行，因而把篇名定为“吴昌硕的北京，齐白石的上海”，并自负地认为：过去许多资料琐碎而不清楚。其实，这是“皇帝新衣”式的感觉良好。关于吴、齐的北京、上海之行，在不少史料及传记中都有详载，如《百年缶翁——吴昌硕传》（吴晶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十章中年风云”中对吴昌硕1894年、1910年的北京之行均有相当具体的介绍（见该书193页，217页），吴昌硕的好友沈石友是翁同龢的邻居与姻亲，而沈石友的好友赵宗建与翁又是世家关系，并有恩于翁家。所以，沈是托赵将吴引荐给翁的。至于齐白石的上海之行，在多种《齐白石传》及《齐白石年谱》中均有详细的描写，在此就不必掉书袋了。

学术研究或文史考证，最忌或最怕的就是引用寄生材料或二手资料，综观该文，最主要的就是这么一小段：“《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全集》的《综合卷》，收录齐白石卖画的三张润格，两张是樊山的，一张是吴昌硕的。”“此件南湖所赠也。”其实，该文的主旨就在这里，完全没有必要什么“吴昌硕的北京，齐白石的上海”，这不是写旅行推介或游记散文。由此看来，这些材料根本不是第一手的。据我查考，樊山的润格直接出处是在《齐白石自述》中，“齐白石刻印润格：常用名印每字三金，石广以汉尺为度，石大照加。石小二分字若黍粒每字十金。”吴昌硕润格的原始记录是在1921年的《白石杂作》，“齐白石润格：齐山人生为湘绮高弟子，吟诗多峭拔，其书画墨韵，孤秀磊落，兼擅篆刻，得秦汉遗意。曩经樊山评定，而求者钟相接，更觉手挥不暇，为特重订如左：石印每字二元 整张四尺十二元 五尺十八元 六尺二十四元 八尺三十元 过八尺另议 屏条视整减半 山水加倍 工致画另议 册页每件六元 纨折扇同 手卷面议 吴昌硕”

看了以上“齐白石润格”后就会明白，字画可以转送他人，如此详细的润格，从“石印每字二元”到“屏条视整减半”再到“山水加倍，工致画另议”等，在润格本人不在的情况下，他人能代笔所定再赠送吗？也就是说需吴昌硕与齐白石面对面一项项商量议定的，何人能越俎代庖？唯其如此，史料考证使用的不是第一手材料或原始记录，却是会闹出“关公战秦琼”或“直把杭州作汴州”的笑话。

吴与齐都不在上海吗？

该文说：“1921年。已经移居上海的吴昌硕78岁，本年他去过杭州西泠印社，时间很短；而定居北京的齐白石，这一年匆匆往返于京湘于保定之间，既为兵乱不断中的家人着急，又要受命在曹锟府上做西席，很是仓皇。吴齐两位大家，都不在上海，哪来的交会时间？”

这段话不仅逻辑混乱，而且破绽明显。1921年，吴昌硕已不是“移居”上海，老人早在1912年就正式定居上海了。这一年二月，吴昌硕赴杭州西泠印社宴饮雅集，并有图纪游，数天后即返上海。这一年老人已七十又八，年迈多病，已很少外出，都居住在上海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而吴齐相会是在这一年秋。请问吴若不在上海，又到哪里去了？该文也说：“本年他去过杭州西泠印社，时间很短。”“本年”是全年的概念，何时？是二月，那怎么会在秋天“吴齐两位大家，都不在上海？”无论根据1921年8月26日上海《时报》对吴昌硕活动的记载，还是根据仲秋时节吴昌硕为好友王一亭《冷眼天看图》的题诗，都可以看出吴昌硕整个秋天都在上海。

该文说到齐白石在1921年“这一年匆匆往返于京湘于保定之间……又要受命在曹锟府上做西席。”齐白石受曹锟之请，在其保定府上画工笔草虫册页《广豳风图》等。《白石老人自传》中亦有：“民国十年辛酉（1921），我五十九岁，夏午诒在保定，来信邀我去过端午节。”对此，《齐白石年谱》黎锦熙、胡适合著，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中国美术家丛书——齐白石》，年表，第220页，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均有记录。因此，齐受曹之邀到保定是在夏季而非秋季，齐到上海与吴昌硕相会在时间上并不冲突，何来“很是仓皇”。而这一年的10月，齐白石返湘探亲，回京期间才到上海相会心仪已久的大师吴昌硕的。《齐白石画集》年表，第183页亦载：“十月回乡省亲，不久返京。”（外文出版社1990年版）因此，从1921年秋季这个时间段来讲，完全是相应契吻合的。

在作了以上的史料考证和时段推算外，再来讲一下人证。本人于2007年10月5日下午与吴昌硕先生的嫡孙吴长邺先生作了近三个小时的长谈，其中专门问了吴长邺先生关于齐白石当年来上海要拜吴昌硕为师及吴为齐写润格之事。吴长邺先生讲：“那时我还很小，只是后来听我父亲吴东迈讲这件事是有的，当齐白石要拜老太爷（吴昌硕）为师时，老太爷很客气地回头脱（掉）了，在这之前，已有陈师曾拜他为师了。老太爷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就为他写了一张润格。老太爷还对齐讲你刻印一个字一块大洋太便宜了，就二块大洋吧。”

综上所述，可见该文的立论及引用的史料是自相矛盾而又漏洞百出的。

客观地评述两位大师各自的成名经历，并不是要贬谁抬谁，而是说明艺术创作的薪火相传、继往开来。尽管吴、齐两位大师已渐行渐远，但当年他们的那种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友善的往事并不如烟，大师不了情是至今令人感到世间的温情和艺德的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