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文学也有春天 2011年中短篇小说印象

2012年04月08日 03:53
来源：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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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 梁鸿（文学批评家）

在沉寂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后，中短篇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近年逐渐重获重视。

2009年，美国作家卡佛的短篇小说集曾掀起的卡佛热还让人记忆犹新；今年春节前后，国内最大规模世界短篇小说丛书“短经典”多种作品陆续上市；作家出版社也推出了一套包括贾平凹、张炜等名家的短篇小说集。据了解，今年还有不少出版社会加入到短篇小说的出版中来。这股出版的“短潮流”将短篇小说重新带回公众视野中。

在这样的热潮中，短篇小说的创作现状如何呢？文学现场第一线的观察者、文学批评家梁鸿为我们带来了她对2011年国内中短篇小说创作现状的观察。

2011年的文坛，中短篇小说创作，尤其是短篇小说，突然桃花灿烂，多样、异质，有鲜明的创新。

碎片化的生活需要短小说

邱华栋的“社区人系列”《可供消费的人生》、《来自生活的威胁》，劳马的《潜台词》，黄惊涛的《花与舌头》，蒋一谈的《赫本啊赫本》等都显示了短篇小说在当代文坛上的活力，这一新的活力本身显示了文学与时代之间的新型关系。

中产阶级是中国近十几年来新兴的社会阶层，他们的收入相对稳定，文化层次较高，居住在城市较为高尚的社区，并逐渐形成以“社区”为中心的文化特征。“社区”既是中产阶级生存的物理空间，也是他们生存方式和精神特性的象征和隐喻。邱华栋的“社区人系列”描写的正是这批中产阶级的生活观、价值观和生存景象。以中产阶级社区生存为中心，作者把笔触伸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建构一张大网，关于中国当代生活的结构网。非常生动，很幽默，也很简洁，那种素描式的，夸张，质朴，把中国都市发展中形成的中产阶级生活境况给形象地勾画了出来。两部小说集，《可供消费的人生》和《来自生活的威胁》，加起来共六十篇文章，一篇一世界，一篇一个侧面。邱华栋以一个作家的敏锐，抓住了中国“都市”的精神形态，同时，也使得“社区”这一词语拥有了文化上的象征意义。

劳马2011年发表短篇小说集《潜台词》。劳马一直以来专注于短篇小说的写作，有许多作品比我们通常的短篇还要短，长不过三千字，短的四五百字。作者把“短”看作自己的艺术追求，曾戏谑地宣称“超过两千字就是长篇小说了”

《潜台词》涉及面非常广泛，教育体制、官场文化、社会生活等等，每一篇小说就像一个词条，以“关键词”的方式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呈现出来，把大题材、大场景、大事件浓缩到狭窄的空间里面。一篇小说一个取景器，细微具体，并且栩栩如生，非常鲜明。把这些作品合在一起，可以看作是一部小型词条式的“百科全书”，通过一个个词条，以“关键词”的方式把我们时代总体生活形态形象而又高度抽象地概括出来。

蒋一谈的《赫本啊赫本》也颇被重视。他的语言很简单，刻意通过一种简单的语言，甚至是简单的情节来塑造一种纯粹的悲凉，《China story》以一个老父亲对身在异地的儿子的想念作为主题，形象地描述了当代中国新生活的特质与寂寞。他的故事都不复杂，有时甚至觉得太不复杂了，但有一种清彻、透明的感觉，这使得他的小说很有风格，也很大胆。在这样一个追求小说语言密度的文学环境下，这样风格化的尝试往往意味着某种风险。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当代生活的复杂性，它的碎片化、同时空性、多重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使得长篇小说遭遇很大的挑战。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会不断地质疑，不断与作家所描述的生活进行对话、批驳或否定，因为一种完整性的欲望会使作家不自觉地希望做预言家和道德家。短篇小说可能不需要这一预言或完整性，它在当代的意义，或者能够很好地契合中国现在碎片式的多棱镜式的生活状态。这或许也是近几年短篇小说逐渐获得重视的原因之一。

“异质”书写

阿乙是近年来声名渐起的作家。他的小说弥漫着一种“巫”气。魅异，阴郁，又极其真实。短篇小说《杨村的一则咒语》写的是一个村庄里两个妇女因丢鸡而产生的矛盾。钟永连认为吴海英偷了自己的鸡，而吴海英则说自己没有。于是，她们拿自己的儿子下了恶毒的诅咒。作者把这个平常的乡村故事写得扣人心魂，充满着不可预知的宿命、恐惧，这一宿命既是中国古代观念中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作恶，天知道”，也体现出中国生活最日常的经验性格。作者并非只是为了塑造某种神秘的氛围，而是从这一诅咒开始，给我们展开了一幅更广阔的当代生存画卷。整个阅读过程让人揪心，怦怦直跳。阿乙的小说，从来不正面强攻，小说的批判力量不只是通过故事呈现出来，结构往往具有很强的思想力量和故事因子，具有一种内在的悲剧力量。

黄惊涛的短篇小说集《花与舌头》以光荣镇为核心，以半寓言和象征的形式，写小镇生活，写各种人性、人生。小说极其富有想象力，一种特别飞扬的状态。阅读他的小说，就像经历一次飞翔。作者的语言非常清新、干净、梦幻，也有幽默感，类似于寓言故事，甚至可以说是童话故事，但却远比寓言故事的意蕴丰富、复杂。它的每一个故事都是超现实的，但所有的隐喻又是关于现实的政治、人性与人生的，《不允许说梦话的人》、《庆祝监狱万古长存的人》、《因讲故事遭驱逐的人》等都是关于政治对人的压抑与统治，但是，作者讲出的却是一个个奇异、轻盈的故事。这样一种简单、饱满和轻灵的文字和寓言化的书写在2011年的短篇小说创作中也堪称异数。

东君的小说则具有相反的方向。他的中短篇小说《苏静安教授晚年对话录》、《出尘记》、《先生与小姐》、《范老师，还带我们去看火车吗？》等都是具有古典气质的作品。类似于“巫”，有灵性、神秘，但却不是阴郁、压抑、怨愤，而是安静、淡远，有文人之雅与朴素的信仰。

东君小说基本上有一个村庄原型，这一村庄不是封闭的村庄、乡村，跟当代的乡村现实是相通的，改革开放、打工、走私、做小姐、乡村老师、黑社会等等当代社会的核心词语和核心问题在他的小说中都有展现。东君的小说提供了一种我们重新进入乡村的方式，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中国式的想像，这里面涉及到一些核心的问题：什么是中国式的生活，它内在的生存肌理、思维肌理是什么，它包含着哪里为我们所忽略掉的、遗忘掉的、遮蔽掉的文化因子？他的创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向：雅正的、古典的写作并非只是方法，它也是我们的世界观和生存现实。这一雅正的写作在当前文坛创作中几乎也成为“异质”书写。

亦“幻”亦“真”

类型写作，侦探、谍战（多是红色叙事）、科幻小说成为最近几年文学的重要现象和话题。麦家、龙一开谍战叙事之先风，韩松、刘慈欣等人使科幻小说超越了类型小说的范畴，以科幻为核心，探索人类生活、文明制度的终极存在，从而获得普遍性意蕴。

韩松的中篇科幻小说《再生砖》以汶川地震作为隐约的背景，书写灾难之后人的精神和生活重建的艰难。“再生砖”本是一个建筑师为了灾区重建而设计的“人人都能动手生产的低技低价合格产品：就地取材，手工或简易机械就能生产，免烧，快捷，便宜，环保，因地制宜，尺寸随机，适应性强，无名有用，不受专利掣肘”的实用材料，但是，却因为它的“简单”和“实用”而被看作是“艺术品”。“再生砖”从“实用”变成为“艺术品”，这一微小的认知的不同最终导致人类情感的巨大偏差和极端发展。作者在此对技术、艺术与人类情感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复杂的思辨，对所谓的灾区“救援”和“重建”也进行了新的思考。

当灾难成为了一种“展示”，当包含着亲人尸体的废墟成为商品、时尚，当再生砖成为工业化批量生产之后，它所具有的怀念、废墟、亲人等情感因子就完全变异了。作者对灾难、怀念及关于灾难的泛政治倾向和泛艺术倾向进行了科幻的、运动的、逻辑的分析，使我们对人类情感、人性、性格有了某种完全崭新的理解。这一理解所带给人的震撼和深思也使《再生砖》完全超越了所谓体裁的限制，涉及并探讨了文学的多个普遍性主题：生与死，爱及爱的变异，文明与人类社会，技术与人性。等等。或者，可以说，好的文学没有类型、主题的限制，它所面对的都是人类的终极问题。

2011年新创刊的文学双月刊杂志《天南》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科幻文学所具有的先锋性和普遍性，在第二期以“星际叙事”为总称做了一期科幻文学的专刊，其中有对国内外科幻文学发展的理论梳理，也刊登了一批国内外科幻作家的中短篇作品和相关评论。这是中国文学期刊首次以隆重的方式推出科幻文学。其中有中国作家韩松的《最后一响》，飞氘的《沧浪之水》，陈楸帆的《开窍》，杨平的《山民纪事》等。《沧浪之水》以好莱坞著名的科幻电影为一个个小主题，书写中国古典人物、古典精神，两者结合非常巧妙、贴切。文体和语言也很有创新，文体短小，语言含蓄，精巧，具有古典意味。陈楸帆的《开窍》则以一个被看作精神病人的神经外科医生的间歇性癔症作为核心叙事，把现实生活、阴暗制度及社会规则的黑洞给写出来，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

长篇科幻小说往往表现出辉煌的、壮丽的、开阔的想象力，其中包含着作者完整的世界观。而科幻中短篇小说则以某种轻盈的姿态，以特别清晰的想象轨迹对某一层面进行书写，能够在一定空间内给读者以印象深刻的美感和想象力的冲击。它很适合都市的日常阅读，是对都市沉闷、枯燥的日常生活很好的反击和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