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用习惯的思维和语言再去造神”

2012年03月11日 06:03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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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病逝的消息传开后，他的学生及学界同仁纷纷表达了对这位历史学家的追思。

朱维铮曾为自己的太老师梁启超写过一篇长文《梁启超与清学史》，作为梁启超著作的导读。他曾说，这篇文章句句都有出处、有考证。他还反复强调过评价历史人物要就历史说历史，不希望用习惯的思维和语言再去造神。他反对评价大师时陈义过高，还说任何人的文章都不能谬托知己。

贺圣遂

（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

一般人对朱先生有个误解，觉得朱先生对学生特别严厉，批评得特别厉害，这是他的风格。他一生给人的感觉很严厉，其实他对学生很好。他严厉的外表下其实有一颗非常慈悲的心，这是我能感受到的。师母说朱先生弥留之际还念叨说，“答应你的书还没有完稿”。他就这样一个人，一生认真读书，认真教书，认真做人，我觉得他很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气度、气魄。朱先生壮志未酬也是学术界的遗憾，朱先生一直想编一套新的中国史学史，这个题目叫中国史学的进程，是三卷本，有史学编撰史、史学思想史、中外史学交通史。但最后没有完成。我想这是一个遗憾，是我们学术界的损失。

杨志刚

（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朱维铮学生）

我第一次到朱老师家里是大二的时候，那个学期历史系有一门课叫史学概论，几位老师一起上。我记得那次上课，进了教室，课堂上没人，我马上到朱老师住的地方去了。后来才知道，朱老师喜欢晚上工作，通宵，天亮了才睡觉，所以我那天去的时候，他可能是刚睡下。后来想朱老师应该是很火的，但是他没有，他马上起床就过来了。同学们都说他两眼红红的血丝，因为他刚刚睡下不久。

以后我们就很识相了，反正上午是不会去找朱老师的，一般就中午去。我们那个时候还能够到老师的床边，在老师的卧室里面跟老师说话。这种情况现在基本上是看不到的，或者说是很少能够看到。

李天纲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朱维铮学生）

朱老师早年立志是做土地关系史，因为他的老师是陈守实。他从1960年代开始做这个研究，他在26岁发表了《论府兵制》，这篇文章代表了朱老师这方面的自学成就。也因为这篇文章，他被复旦大学历史系一些老先生欣赏，所以后来他转到周予同门下做研究。在这一期间，他帮周予同先生整理了大量经学史的著作。现在大家都说朱先生是经学史大家，但经学史在1949年以后几乎成为一个绝学，1960年代大家都弃之。朱先生用了非常极端的话来形容，好像是粪便一样大家都避之不及，但朱先生说，即使是粪便也要放到显微镜下观察它到底是什么。后来我经常跟朱老师说，你看看经学现在红成这个样子，老中青，老的把它捡回来，中的又把它重新学回来，年轻的就在那边迷。而朱先生是把它作为一个历史研究的

对象正视它。朱老师对经学史的领域有一些见解，跟周先生也有所不同。他提出“学随术变”，就是表面上的一些学说，其实是一些权谋、权术在背后有所互动，有所影响。所以他致力于做这样一些考证。

但朱先生后来从古代史转到了近代的思想文化史研究，这是“文革”后他所致力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朱先生的好多著作，其实都关于近代思想史。他最后的一本著作，也是最厚的著作就是《重读近代史》，他给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鲜的想法，也审视过去留下来的一些错误的看法，错误的史观。他放弃了用严密的论文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结果产生了一大批像这种散文式的文字。这些文字在《重读近代史》里面非常有意义。

比如说性情，1989年，我跟朱老师两个人骑自行车去看一个老学者。我说朱老师你大学者，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去看另外一个老学者，都没有什么名分的。因此像这样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是默默无闻的，但他们自己活得很自信，相信自己的学问是有价值的。朱老师不认为自己是一介寒士。他曾经有很高的位置，但是他在一个普通教师的身份上，一点都不觉得寒碜。像朱老师这种气概、这种精神，给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一种鼓励。

王韧

（《大师》栏目总编导）

我正在整理朱先生最后一堂课的记录稿。去年12月底《大师》录制他最后一堂课，他退场的时候所有编导都流泪

了，那时候他病情已经很严重。朱先生做学问非常严谨，有时候对于节目的文字稿会花费很长时间去核对原始出处。我们2006年前后准备推出《大师》系列访谈时，拟出了一个初步的采访名单，请朱先生定夺，他非常仔细地考虑，给我们提出了相当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在这近六年的时间里，朱先生一次次给我们讲课，提供建议，不厌其烦。他在病中因为身体状况很差，写不动文章，就改成口述，口述整理的文章他不满意，就反复修改。他曾经对我们说过，参与《大师》节目不是因为什么高尚的理由，而是觉得这个节目的定位很好，定位于弄清楚历史的真相，再说也可以让普通民众知道真正的学者究竟在做什么工作。他很认同节目定位，因此不遗余力参加。朱先生晚年的大多数时间都花费在《大师》上。朱老师指导《大师》的创作六年，他反复地强调回到历史本身，就历史说历史，而我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留着歌功颂德的小尾巴，他是不希望我们习惯的思维和语言再去造神。即使是他的老师周予同先生，太老师陈寅恪、梁启超先生，都要作为一个学者、一个人来写。在生命最后的日子，他仍然多次对陪护的上海电视台《大师》栏目的编导说，“做《大师》，不能陈义过高。” 他还说任何人的文章不能谬托知己。他并时常为此忧虑。

因此可以说，朱先生的学术、人格乃至话语是彻底脱离了“文革”的话语与思维的，他是将历史人物还原到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的层面来理解的。

路新生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对他的治学与为人都是比较钦佩的。八九年前我请他到我们学校来做一个有关传统文化的讲演，之前觉得他是名教授，也担心请不动，没想到他很爽快就答应了。这次讲演是在可以容纳六七百人的体育馆进行，座无虚席场面非常火爆，演讲过程中鸦雀无声，华东师大很多文史哲系同学都过来听。讲演结束以后留了十分钟给学生提问，他不厌其烦地与学生交流，当时反响非常强烈。大家都觉得朱维铮学问非常之好，虽然平时看上去不苟言笑，其实对学生非常热心。

有了这一次接触后，我有幸三次参加朱维铮老师指导的博士生论文答辩。答辩会给我的印象也很深，朱维铮老师从来不因为答辩的是自己的弟子，就护犊子或听不进其他专家的意见。他希望前来参加答辩会的专家教授，能够尽他们的所知对他指导的学生的博士论文提出批评。在他这样一种亲身感召之下，参加答辩的老师都很认真地提出建议。

朱维铮老师在经学史方面造诣很深。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及之后比较过火的反传统的思潮，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他认为当前文化上的一些弊端都跟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太过火有一定的关系。这是朱维铮老师不同于很多时髦学者的地方，他能够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客观的评价，对于顾颉刚、胡适等主导的疑古思潮，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等文化

现象，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今天的文化是昨天的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今天学界和文化界的一些问题，都是历史的产物。朱维铮老师就是这样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文化现象和学术问题，这自然跟他勤思、勤学有密切的关系。

朱维铮老师主要的贡献是在经学史，而不是经学，因此民间和媒体传言的“最后的经学大家”其实不是对朱先生恰当的评价。对经学非常了解的人通常称为经师。经学史非常重要，属于学术史的一个分支，朱老师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是对经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发展演变有很好的梳理。我也是因为对这一块比较有兴趣，所以跟朱老师有过一些交流。

干春松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

我到上海专门拜访过他，见他的次数不多，读他的书比较多，对他最初的印象是他的一些学术组织活动，比如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主持推出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他比较早地把余英时等人的一些书引进到大陆，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朱先生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学者。有一次到上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跟复旦的朋友说想去拜访朱先生，复旦的朋友觉得很惊奇，还问我难道不担心去“挨骂”吗？我去探访他的时间也不巧，朱先生一般是白天休息晚上工作。我那天准备去拜访他，他刚刚上床准备休息，但他在电话中很爽快地答应了。那次我们讨论的主要话题是关于康有为的评价问题。朱先生建议我应该重点关注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等思想，回京后我将朱先生指示的几篇文章找来阅读，确实对康有为思想的复杂性有了更多的了解。我跟朱先生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交流，日常交往并不多。

朱先生为人很有性格，这种性格主要表现在他不同于流俗的观点，他从自己数十年的近代思想和人物研究出发，对于作品与人物有细致的阅读和研究，因此在评论历史人物时从不人云亦云，比如他对马一浮的评价等。朱先生指导学生也非常敬业，他的一个学生李天纲教授曾经跟我说过，说朱先生之所以学术著作不是特别多，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花费在博士生毕业论文上的时间特别多，往往是跟着博士生一起将相关的史料和研究精读了一遍。朱先生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对学生的博士论文提出有价值的修改建议。说实话，我自己就做不到这一点，常常是优先将时间花费在自己的学术工作上，所以对学生总是心中很愧疚。

（早报记者 石剑锋 田波澜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