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出书重在“坦诚” 要对自己的文字负责

2012年03月04日 04:09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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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孙月沐

朱军

吴树

乐嘉

张鸣

何帆

宋鸿兵

加藤嘉一

评委谢有顺

评委马家辉

（xié）

合力，给力

书海无涯，慧眼识珠，是评委们以专业的素养、兼容的口味，合力推选出这一年最给力的图书，是谓“■”。

第三届中国图书势力榜

孙月沐：

中国需要培养

“文化动物”

（中国图书商报社社长）

作为评委之一，孙月沐对“第三届中国图书势力榜”的榜单感到非常满意：“书单的品位格调都比较高；书榜的篇目控制得也好，没有为了搞平衡而‘超标’；同时，这样一份书单具有全国普适性，放到北京、上海一样能获得认可。”在他看来，这样一个好书榜，对于民众的阅读方向会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我国每年出的新书有30万种，产品丰富又泥沙俱下，这就需要有人去好好引导。同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均年阅读量为5.8本左右，以色列的人均年阅读量为64本，可见我们的书出得多，愿意好好读书的人却不多，这就更需要推广了。”

孙月沐将阅读推广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大力推动，“每年的法兰克福书展，德国总理几乎都会参加，‘9·11’的时候，布什在哪？正在学校里跟孩子们一起读书，可见官员的带头很重要”；二是民间推广，像作家、学者的推动；三是媒体、书店的积极努力。他认为，在这些方面，广东做得都还挺不错。而“图书势力榜”评选活动，无疑实实在在地推动了当下的阅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了太多的经济动物、技术动物，就是缺少文化动物，这对整个民族来说不是好事，而倡导阅读对于培养文化动物将起到很好的作用。”

因为对全国图书市场风向有着全局性把握，孙月沐也对这两年来的出版业作了精准的分析：在国家的扶持下，大的出版集团集中精力做大书，而图书市场也越来越细分化，品牌出版社越做越好，一些没有特点的出版社将被淘汰。同时，出版超级畅销书越来越难，“之前的《哈利·波特》、于丹的《说论语》都曾卖到上百万册，去年就没有这样的书出现”。

本版撰文：

江粤军、黄岚、吴红林、叶成云、孙珺、吴波、李亚妮、卜松竹、吕云

本版摄影：

吴聿立、莫伟浓、张映武

朱军：名人写书“要负责任”

对于本届图书势力榜，朱军的感觉是“很好”。谈及上榜作品《我的零点时刻》的写作初衷，朱军说：“这么多年来，观众对春晚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但没有一个人全面介绍春晚团队幕后的故事，我参与春晚15年了，有责任和义务把我所看到的还原给大家。再者，这些年我经历了方方面面的事，也有新思考，我想把它梳理一番，也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在书中，除了万人瞩目的春晚零点时刻，朱军还特意提到人生的零点时刻：“我希望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每次归零，都可以当做自己又一次出发的起点，走向一个更加幸福的未来。”

在这本书中，朱军不但写了很多生活小细节，还有不少生活照片，使读者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朱军。近年来，名人出书成为一种风气，社会对此褒贬不一。对此，朱军坦言，从出书的数量上看，名人出书只占极小一部分，只是因为明星效应，读者把它人为放大了。“名人出书最重要的是要坦诚，其次是要负责，我是在部队大院长大的，从小父亲就教育我，要对自己的文字负责，做了公众人物，更是如此。”谈及近年来作家明星化的倾向，朱军认为是一件好事。任何行业都有自己的明星，作家也不例外，对一些有责任、有思想的作家可以进行包装，让更多的读者知道他们。

吴树：“我说了一些大家都知道但没说出来的事儿”

广州日报：您的文物黑皮书系列影响越来越大，创作思路是怎样的？

吴树：这几本书有一个承接关系，首先我把市场摊开来，有什么人参与进去，分哪几大块，有哪些主体、规则等等。后来我又觉得，这么多人参与的一个事情，搞成这个样子，为什么？是谁煽动的？所以我第二本书是在第一本书的基础上分析中国的拍卖市场起势于哪儿。说有阴谋论，也可以。商业阴谋是正常的，只要不违反它的基本规则，是不讲道德的。之后我又思考，我们这几千万人都被忽悠了。谁在忽悠我们？

广州日报：您自己怎么看这几本书？

吴树：我的书之所以关注度这么大，因为我涉及了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领域，说了一些大家都知道但没说出来的事儿。不可否认可能我挖得比较深，把一个小市场列入大市场中去关注，这就会带出一些全民的、在市场经济下的群像、群体心理，同时也会涉及一些社会层面上的东西，包括法律、政策以及大家对法律的一些期待。我最近关注修法建制——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治乱的根本，一是要对文物法进行修改，给文物“私生子”以合法的身份。另一方面，世界上唯一一部保护赝品的拍卖法就是中国的拍卖法。保真谁也没有胆量，但至少不能保假。二是建制，主要是指鉴定这方面。否则“私生子”浮出来之后真假你不知道，你保谁？我们现在没一个完整的鉴定体系。

乐嘉：对性格分析创作“从一而终”

乐嘉对他的作品《跟乐嘉学性格色彩》能入围本届“图书势力榜”感到非常荣幸，同时也很谦逊。“低头做事，好好做人，争取写出更好的书。”他说。

在乐嘉看来，一本“好书”的定义有四个标准：“一是美感，就是文字的韵味；二是收获，即学到新东西产生新心得；三是感动，就是能够让你哭得稀里哗啦；四是共鸣，让你觉得道出了你的心里话。”乐嘉坦言自己并不是一个文学创作者，而在非文学类作品当中，他唯独只进行一种类型的创作，就是只写性格分析。“从我的角度来讲，不管社会怎么改变，制度怎么改变，人性本身的基本核心规律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从大的创作方向上来讲，他将始终围绕着性格色彩的分析和研究来进行自己更多元化的创作。接下来的一年，乐嘉透露将有不少新的创作计划，在下个月底将推出一本重要的“全新”的作品。“《色眼识人》是我早前出的第一本书，是所有书当中最重要的一本，也是最好的一本。原来这本书只有18万文字，而即将面世的新作品扩充至33万字。”另外，除了即将出版的关于企业和工作方面的新书《性格色彩领导力》，还有一本关于大龄单身女性情感问题的作品也在筹备中。

对于本次评选活动，乐嘉认为，它让人们能够更加关注阅读，对于国民阅读可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我们需要很多这样的活动来呼唤民众回到阅读上来。”

张鸣：历史书籍别玩“阴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以《辛亥:摇晃的中国》一书登上本届“中国图书势力榜”。在接受专访时他表示，如今人们的阅读兴趣被语文教育摧毁了，历史类书籍应该观照现实，不能加入阴谋论等对文明不利的“调料”。

目前的图书市场中，真正的好书往往很难成为畅销书，而真正卖得好的，往往不是有思想、有品位的书。对此，张鸣认为，这跟读者的文化品位有关系，跟我们的教育有关系。

他说：“我们从小的语文教育是一种摧毁阅读兴趣、毁灭鉴赏能力的教育。课本选的本就不是最美的文字、最好的文章，然后又成天去讲什么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字词句等，整个把文章给‘凌迟’了。这样，学生读完就只得出一些零碎的标准答案，完全失去了鉴赏能力。其实，文章的中心思想连作者本人都未必知道。”他认为，语文老师引领学生读好文章就行，在人文社科领域，其实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一说，“现在的教育就是标准答案教育，学生们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甚至一些重点大学的大学生都基本没有什么阅读兴趣，上了大学还要重新培养读书兴趣。想改善阅读氛围、提升阅读品位，要从基础教育开始。”

谈及得奖作品的创作心得，张鸣说：“写历史类的书，一方面要有研究，另一方面，必须要有读者。这本书，就是我读史料的心得，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当初在书中加些注释，会更好。”谈及当年明月和吴思等人不同的历史写作风格，张鸣说：“历史写作各有口径，你不能说当年明月胡说八道，至少比穿越的要好。至于吴思，他用经济学写历史，当然好。就写作方式而言，历史写作就应该是多样性的。”

吴晓波：本土财经书与国外有差距

从《激荡三十年》、《跌宕一百年》到《浩荡两千年》，吴晓波完成了自己的“中国企业史三部曲”。《浩荡两千年》在此次评选中上榜。2011年，从金融到地产，中国企业的生态环境和企业家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柳传志的一句话为什么在网上引起这么大的争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中国为何很难产生百年企业？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的企业家长期以来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感，先天不足。”吴晓波说。他认为，今天我们的企业面临的许多问题，可以在《浩荡两千年》里找到答案，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十几年前，中国本土连“财经作家”这一类型都没有，当时市场上95%以上的财经类图书都是外文的。《大败局》的横空出世，使得吴晓波成为中国本土财经作家的标杆人物。他说：“十几年过去了，中国的财经图书市场今天就数量而言，外文书和本土书打成平手，在品类上则各有优胜，例如在商业企业史、股票类、职场类上本土图书占优，但在管理思想、公司治理方面仍然是外文图书较强，特别是在趋势类经济图书，外文图书仍然占据绝对的优势。然而就财经图书的质量而言，我们和国外相比仍然有巨大的差距。例如中国本土的财经作家或者作者，在年龄上比国外同行整整相差20岁。他们对许多东西的理解，相比之下仍显稚嫩。”

何帆：“书中人物的精神打动了我”

何帆翻译的《批评官员的尺度》在这次评选中上榜，在接受专访时他谈及当初选择翻译这本书的初衷。早在2010年，他在某报开设了“彼岸司法”专栏，定期介绍美国最高法院的最新判例。有读者反映，千字专栏只够介绍案情，很难把其中包含的宪政、法律问题说深、说透，希望他能以“解剖麻雀”的方式，深度解读一个案件，全面梳理言论自由或刑事领域的法律争议。“由于能力有限，我暂时还写不出一本这样的书。”他说。这时，北大出版社邀请他翻译《批评官员的尺度》这本书。“读完原书，我很佩服作者的功力和文字，可以说，这正是自己一直想写，而又未能写出的书。既然写不出来，不如先译一本。”

他坦言，这本书最打动他的是书中人物乐观、执著的精神。“无论是汉德、霍姆斯、布兰代斯这样的法官，还是韦克斯勒等律师，即使暂时位居劣势，甚至身处困境，都能坚持对公正的追求，独立发出自己的声音，最终扭转局面，这种坚持与实践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宋鸿兵：

书越往后写超越的难度会越高

广州日报：有人认为你的书有阴谋论，您怎么看？

宋鸿兵：这种提法的人要么很天真，要么就是在我的书中揭示了让他不舒服的潜规则。第一，我提出的很多观点直接影响到他的切身利益，比如在这本书中有些内容直接涉及一些机构的经济利益或者他们在金融操作中获得的巨额利益，你动了别人的奶酪，别人会排斥你。还有就是思想上的排斥，大家都是做研究的，同行是冤家，人都存在天然的嫉妒性。

广州日报：您的下一本书进展怎样？

宋鸿兵：写书越往后写，超越以前的难度会越高。你不能停留在同样的思想水平和高度，要不断超越前者，这是很不容易的。这要求你的阅读量更大、对问题的认识更深刻、技能更娴熟。我认为我的书显然存在一些局限性，单单从货币角度解读这个世界是不够的，因为货币金融是反映人性中的某个领域，但是人性中还有更很强大的东西，比如说权力欲。这可能要求不仅是从货币、金融角度了解，还要深入研究政治和权力的架构，这可能会涉及其他专业。我最感兴趣的是东西方文明的比较，之前只是从金融比较切入，越往后难度越大，可能还涉及宗教以及心理的东西。

加藤嘉一：

“为中国图书市场添加独特的营养”

“一个外国人用中文写作，而且能够在‘中国图书势力榜’活动中拿奖，这是中国图书市场的进步。应当把‘势力榜’作为一个品牌长久做下去。”作为上榜作家来参加颁奖礼的日本青年作家加藤嘉一如是说。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日本人用中文写作，“正在为中国的图书市场添加一种独特的营养”。而本次作品入榜，对他是一个很大的认可和鼓励。在颁奖礼现场，他遇到了许多大牌的中国作家和学者，更加印证了这一活动的影响力所在。“今天的中国最缺的是规则、标准和权威。现在全国各地都有书展、各种颁奖礼、排行榜，但始终觉得缺乏权威性。而这次图书势力榜主办方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将其作为一个品牌长期做下去非常重要。”他说。他认为，中国图书势力榜的评选扎根于中国人阅读的土壤，在培养和引导市民的阅读习惯方面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未来两到三年的时间，加藤嘉一表示都会保持一种“不离不近”的距离来观察中国。而更远的未来，他不排除回日本从政。不过，不管将来是去美国还是回日本，都会将对中国的观察、用中文写作当做一辈子的事业和爱好。“我会一直写下去，希望中国的读者不要对我产生神秘感和陌生感。”

谢有顺：

弥合阅读裂缝，

展现多元化阅读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一个文化活动举办到第三届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精神，我真心希望《广州日报》能一直举办下去。我觉得‘中国图书势力榜’的评选活动非常有意义。这是一个共识断裂的年代，每天大家都在争吵、分裂，在这种情况下，找到一本让大家都认可的书是很难的，而这个活动却尽可能地弥合了阅读裂缝，尊重专家选择，倾听网民声音，也照顾到市场。” 作为评委的谢有顺如此说。

在他看来，对于今日中国而言，创造自由阅读的风气，提供便于阅读的环境，远比引导读者具体该读些什么书更重要。一个人该读什么书是在阅读中慢慢领悟和调整的。“专家不必敌视市场，与世隔绝，而网络阅读也未必都是浅薄。我想文化人不是在这个时代无所作为，我们放下身段来多倾听各种意见，还是有可能找到共识点，有可能找到这个平衡点，也有可能发出声音。其实我们文化人还是有平台发出声音的，如果每个人都发出声音，这个世界还是可以改变。尽管文化人的声音是小声音，但如果传到天上也可以成为大声音，这是我对广州日报举办图书势力榜的一点感受。”

马家辉：

“此次图书颁奖礼

令我感动”

（香港知名学者）

连续两届担任“中国图书势力榜”评委的马家辉表示，作为各大图书颁奖活动的嘉宾和评委，本届“图书势力榜”给予了他从未有过的如此多的感动。首先，岭南文化与香港文化基本同源，《广州日报》低调务实，倡导阅读风气的举措落到了实处。其次，国内图书评奖活动众多，除了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从未见过如此众多名家和出版界风云人物齐聚一堂的盛况。“我在震惊《广州日报》的号召力之余，剩下的只有感动。”第三是组委会细心的组织和人性化的安排。“我了解到这个活动是《广州日报》一线的记者和编辑负责组织和接待的，他们付出很多，一个如此大规模的活动没有任何公司参与运作，令我再度感动。”

第三届中国图书势力榜非文学类十大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