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讲”告诉我们什么

2012年02月24日 07:25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曹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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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本报记者 刘璐 曹静

前不久，2012年第一场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举行。据新华社报道，在这场“新年第一讲”中，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小南以《宋代政治文化面面观》为题，对宋代的政治文化遗产进行了深刻解读，中央领导称赞其“史料翔实，生动凝练”。

回眸宋代，我们看到了什么？为此，《解放周末》独家专访邓小南。

认识宋代的历史，需要将我们的视野放宽。研究者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王朝，而更应该是一个历史阶段

解放周末：在今年第一场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上，您的演讲题目是《宋代政治文化面面观》。为什么选择宋代，而非汉唐或其他？

邓小南：宋代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当时世界上的影响力，以及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使其无愧为中国古代史上的辉煌时期。这一历史时期值得我们认真面对，深入思考研究。

解放周末：但在人们的印象中，宋朝“积贫积弱”，备受北方游牧民族的欺凌，最后不得不偏安江南，与汉唐相比似乎是一个乏善可陈的朝代。

邓小南：宋代历史确实有其突出的问题，但也有其可观的成就。人们心中对于宋代总体上的负面印象，可能与近代以来奠定的中国历史研究框架有关。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饱受列强欺侮，积郁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充溢着建设强国的期冀。在这种状况与心境之下，出于对“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憧憬，人们更怀恋的往往是疆域广阔的汉唐盛世。这种情感体现着近代学者的人文关切和民族情怀，烙印着那个时代的焦虑感和忧患意识。

解放周末：从一些海外学者的著述中看，他们对于宋代的看法似乎不惜褒扬之辞？

邓小南：是。美国学者费正清把宋代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欧洲汉学家谢和耐、伊懋可，日本东洋史家宫崎市定等人也都对宋代的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事实上，我们的前辈国学大师，始终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严复先生早就指出，宋代对于现代中国人民族性和世界观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钱穆先生曾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莫不有变。 ”陈寅恪先生有一段名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钱锺书先生也说过：“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一向是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数得到宋代。 ”宋代在中国历史演进序列中的重要地位，早已被敏锐洞察。时至今日，我们应该以更为开放的态度去认识这一时期的历史。

解放周末：用开放的视角对宋朝进行再审视，有哪些值得思考的方面？

邓小南：和盛唐时期相比，宋代可以说是生于忧患，始终面临着来自内部与周边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

我们知道，气候转向寒冷、干旱，是促使古代北方民族南下的重要原因。 11世纪初至12世纪末，中国正处于气候转寒、温暖期趋短的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侵扰，彼此之间的鼎峙，给宋代的外部政治环境带来极大压力。另外，由于唐代以来黄河中下游大规模的土地开发，黄河在800年安澜之后，频繁决口，北宋时期水患严重，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深受其害。唐代自“安史之乱”后，被迫放弃了西北、东北大片疆域。宋代所统一的，是唐末经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版图，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大一统”。国土疆域与大唐盛世时无法相比。

解放周末：看来真是不得“天时”“地利”之便。

邓小南：确实如此。就横断面来看，宋代的统一，其疆域面积远不及汉唐；但它的统治所达到的纵深严密层面，却是前朝难以比拟的。对于地方权力的控制、对于文化混一的凝聚力，宋代有它的独到之处。

汉代是怎样灭亡的？它不是被外族或黄巾起义推翻，而是被董卓、袁绍、曹操这些由它自己扶植起来的军阀所颠覆。唐代也是如此，剿灭黄巢起义之后，被节度使朱温取而代之。但是，从宋代开始，这种由王朝自身扶植的封疆大吏或地方军阀“造反”成功、推翻中央政权的情况再也没有出现过，中国从此再无严重的地方分裂割据。这与宋代的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有关。

认识宋代的历史，需要将我们的视野放宽。研究者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王朝，而更应该是一个历史阶段。像虞云国教授所说，相对于宋朝来说，辽、夏、金都不再是周边附属性的民族政权，而已经成长为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能够与中原王朝长期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宋朝在这一历史大势中的核心地位和领头作用，不是体现在统一大业的领导权上，而是表现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上。

宋代是一个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时期

解放周末：宋代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转型期，具体而言，它完成了哪些社会转型？

邓小南：陈来教授有一简洁表述，说宋代是一个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时期。我想，所谓的“化”，反映的是一种基本趋势，一个演进过程。

在宋代，无论是文化、教育、学术、娱乐等领域还是宋人的生活方式，都出现了平民化的趋势。有大批“寒俊”通过科举考试等渠道脱颖而出，参与到国家管理中。这些新型士人，作为一个新的阶层崛起，以天下为己任，学术思潮丕然一变，自觉意识空前成熟。

比如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他青年时代“断齑画粥”，在清苦的条件下完成学业，通过科举制度进入统治阶层，一度做了参知政事，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副总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他直抒胸臆的表达，至今脍炙人口。这种“天下”观，不只反映他个人的道德修养，而是代表士大夫群体共同的社会理念与文化价值观。在他们心目中，“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他们集体性的追求。

值得关注的是，这批新型士人的能力、素质相当全面，用王水照先生的话来说，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相对于前人，他们的知识结构比较淹博融贯，格局宏大。回首唐代，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政治人物，在学术上、文学上缺少传世的作品；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等，政治上又没有重要的作为。

解放周末：而很多宋人既是政治家，又是思想家、文学家，同时在学术上有突出的成就。

邓小南：像欧阳修，既是“庆历新政”的积极支持者，又是北宋的“文坛宗主”，散文、诗词传世颇丰；此外，他还修撰了《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等史学著作，在经学和金石学研究上也成绩斐然。像王安石，两度出任宰相，既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改革家，也是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在经学、文学方面的成就都称得上超凡脱俗。在他们前后，还有范仲淹、司马光、苏轼、苏辙等等；再加上南宋的理学巨擘朱熹、吕祖谦等人……这样的人物太多了。

我个人感觉，宋代可以说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他们的关怀与平民的利益密切相关，对于这个国家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感。

解放周末：您所说的宋朝的“世俗化”，又表现在哪里？

邓小南：以宗教为例，唐代的宗教气氛是比较浓郁的。我们知道，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逐渐走上“中土化”的道路。在敦煌我们看到，早期的佛教形象通常是半裸袒而佩戴璎珞等饰物，是比较接近当年南亚贵族装扮的；而中唐以后的石窟里，佛祖已经是褒衣博带的汉人装束了，越来越接近中原百姓的理解方式。到宋代，佛教与民众的俗世生活有了愈益密切的关联，甚至与一些地方性神灵、民间信仰结合起来。

解放周末：与“世俗化”相伴而来的还有“人文化”。

邓小南：相对而言，宋代社会更加“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发展。以地方志为例，宋代以前其实早有地方志，比如说唐代著名的《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的主要是地理沿革、州郡户口、山川道里、租税贡赋等内容。相比之下，宋代地方志则关注于先贤典故、金石艺文、风俗人情等等，侧重点很不一样。

这一整体趋势也体现在绘画上。就人物画而言，最早出现的是神仙道释、上古圣贤，进而描绘帝王贵族的生活情态；唐代中期以后，普通人的形象逐渐增多。典型的唐代人物，往往呈现出雍容、闲适、自在的形象。进入宋代以后，以平民为主角的绘画大量涌现，描绘的多是辛勤劳作的日常场景。

从唐宋两代墓志铭的内容，也能发现个中差别。唐代（特别是唐前期）的墓志，文字比较华美，例如写女性墓主，通常会说她家世显赫、容貌艳丽，几乎成为一种套路。宋代的女性墓志则会将重点放在这位女子为家族作出什么贡献，比如怎样含辛茹苦抚养儿女、怎样照顾病弱的公婆、怎样变卖首饰换取田地或供自己的子孙念书等等，非常具体和个性化。

有学生问：“是不是唐代的女性都不干活，所以那么优雅闲适？是不是宋代的女性特别辛苦？ ”我想肯定不是这样。不同时代的人们，审美观不同，笔下呈现的内容也就不同。一个以现实为美的时代，绘画也好，文字也好，呈现出来的通常是生活化的场景。

宋代弥漫着一种崇尚文化的“气场”。挑担之夫，都会每日攒几个铜板供儿子读书

解放周末：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造就了宋代文化的昌明与繁盛。

邓小南：是的。整个宋代，弥漫着一种崇尚文化的“气场”。这种“气场”的形成，历史上经过了长期的蕴育过程，也得到了一些具体条件的支持。

我们知道，唐代以来雕版印刷的发展，成为知识普及的物质前提。北宋刻板书籍大量出现。苏轼就曾说过：“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 ”这也改变了知识传布的方式，扩大了传布的范围。

说到教育，当时的“官学”，实际上不是启蒙教育机构，很大程度上是应考士子的培训班，有点像今天的“新东方”。由于科举考试制度相对开放，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参与到备考行列中。但是当时科举的成功率不到1%，许多落第者回乡办私塾、聚徒讲学、参与公众事务，成为乡里文化的普及者和基层社会活动的组织者。从前读书无门的平民子弟，也有机会进入村学、冬学和私塾接受启蒙教育了。当时哪怕是社会最底层的“负担之夫”，都会每天攒几个铜板供儿子将来读书。我们今天熟知的《百家姓》、《三字经》等启蒙读物，也都是宋代流传下来的。

南宋时，像朱熹这样的大学问家也亲自指导编写过孩童的启蒙课本。蒙学不仅教儿童识字，更重要的是把儒家的理念、价值观、核心思想融入现实的社会规范，传达到百姓中去。

解放周末：文化的重心开始下移。

邓小南：是的。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出现了全面繁荣的文学样态。文学的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进而扩大到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也扩大到市民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大众。

解放周末：极盛于宋代的词，就来自市井。

邓小南：对。文学的体裁从诗文扩大到词、曲、小说，与宋代市民阶层的出现有着密切关系。词原本是酒边花下之制，出自秦楼楚馆，是都市社会的娱乐方式、佐欢手段。所谓“诗言志，词抒情”，与工整、严谨的诗相比，词的形式更自由，情感更细腻。经过三百多年上自朝廷下至市井的歌唱，宋词终于成为“一代之文学”，媲美于前后时代的汉赋、唐诗、元曲和明清小说。中国文学也因而有了更细腻的感觉和表现，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面貌。

回眸宋代，不是要怀恋沉溺那一时期。回首之际的 “情感化”，会阻碍我们真正认识历史

解放周末：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宋代所走的是一条与前代和后代颇为不同的道路。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这个时代的特色还表现在哪里？

邓小南：宋代崇尚理性和秩序。朝廷奉行“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原则，防微杜渐，谨小慎微，不喜欢大刀阔斧，戒惕大起大落，注重在平稳发展中进行微调。与此同时，又应该指出，当时的社会是富于活力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整体环境的宽松、制度的严密，保证了开放，导致了社会的流动和活力。

譬如，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是相当严密的。唐代的考生，考前常把作品送给达官贵人乃至主考官员去看，受到赏识的考生被录取的机会相对更高。而宋代科举考试发展出弥封（糊名）、誊录等办法，主考官员即使有心照顾，也难以操作。像元三年苏轼任主考官，他的门生李蝄参加科举考试，人们都觉得是天赐良机。但到拆号张榜，李蝄却榜上无名。

考试制度的严密，促成了相对公平与开放。中国古代长期以来视士、农为本，工、商为“末”，同样是科举制度，唐代的“工商异类”没有资格参加考试。宋代取消了对于举子的身份限制，“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这就淡化了人与人之间的身份界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批出身清贫的“寒俊”被选拔出来。宋代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比较普遍，官僚队伍的构成相对开放。宋代社会的稳定，就是建立在这种内部流动相对畅通的基础之上。

流动的空气，带来了生机勃勃、富有活力的环境。宋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人成为政治主体。唐代御史进言莅事不当，会被杖责；其后的明代，从朱元璋开始，“殿陛行杖习为故事”，连大臣都不免笞辱，像海瑞向皇帝进言时事先准备棺材，因为说不定会为此丧命。但是宋代则无此类情况发生，它对士大夫是比较尊重的。有这么一个故事：宋太祖曾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 ”赵普回答：“道理最大。 ”整个社会的气氛比较宽松、平和，士大夫“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这成为宋代独特的社会风貌。

总体来讲，宋代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及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动，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但当时面临着来自内部与周边的很多新挑战，政策抉择存在诸多问题，并不是古代史上国势强劲的时期。

解放周末：回眸宋代，只有仔细地“面面观”，才能触摸到历史的真正样貌。

邓小南：对。我们今天回眸宋代，不是要怀恋沉溺于那一时期。回首之际的“情感化”，会阻碍我们真正认识历史。从根本上说，历史的丰厚积淀，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魂”与“根”。历史学需要学人冷静沉潜而不适于高调赞颂或是日计功。

解放周末：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历史学这门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说容易被边缘化。

邓小南：我在大学里教书二十多年，碰到学生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学历史有什么用”。以功利的眼光看，“历史专业”与“收入丰厚”之间，确实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但是，在一个浮华喧嚣的年代，历史能够启人心智，使我们精神充实，给人一种整体理解、综合把握的睿智与能力，以及在波澜中淡定下来的力量。

我们应当从更为开阔的视野来观照历史学的意义。历史学是注重反思的学问。人们常说“以史为鉴”，但历史不是回应现实的百宝箱，不是你伸手进去取出一个个“锦囊”，把今天发生的事与之一一对应，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对于历史和文化的借鉴，应该是深层次的、广义的借鉴，应该是一种脉络式的认识，要通过中国的历史去理解历史的中国。

我们现在常说“历史性的选择”，什么是“历史性选择”？它一定受到一个国家自身历史发展脉络的制约，一定是植根于这样一块土地、这样一种特定文化背景的。不管你的追求是什么，不管你做出的具体选择是什么，总要在历史的脉络中探求今天。这正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根本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