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新型城市化道路要结合粤文化传统

2012年02月21日 05:10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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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教授赵林作客第17期《读书讲坛》提出

“广州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一定不能千篇一律，要考虑粤文化的传统特点。”2月17日，在由中共广州市委办公厅、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和广州市直机关工委联合主办的第17期读书讲坛上，对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有着深厚造诣的武汉大学教授赵林做了题为《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的讲座，梳理了几千年来中西文化的源流传统和发展变革，并对广州十次党代会提出的走经济低碳、城市智慧、社会文明、生态优美、城乡一体、生活幸福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提出了建议。这也是走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系列讲座之一。

文/记者 谭敏 通讯员 史伟伴 图/记者 倪黎祥

精彩语丝：

我们可以不信神，但不可以没有信仰。

文化最重要的功能不在于用它改造世界，而是改造自己。

粤文化2000多年来坚守传统

赵林说，在中国，许多文化都被中原文化同化，但粤文化2000多年来一直保持自己根深蒂固的传统。广州的新型城市化建设，应该考虑到这三个传统。一是粤文化的传统。自赵佗以来，粤文化历时两千多年。比如五羊、花城、穗城，这些都是粤文化的根基。二是明清开埠以来，最早对外开放的传统。西方文化最早是以广东为门户进入中国的。在物质层面，十三行等都是适应对外交流出现的。在精神层面，最早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都是从广州进入的。伊斯兰教也与广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三是近代革命的传统。从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到黄埔军校北伐，都是从广东开始的。所以，广东未来城市建设，包括社会文明、城市智慧的建设都应该从这三个特点开始，不要千篇一律。

对于广州提出走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赵林教授认为，“城市智慧、社会文明、生活幸福等长远指标跟文化有关”，我们今天的物质水平极大超过了过去，尤其是广东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物质幸福程度走在全国前列，但是幸福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主观感受，要使城市人民普遍感到幸福，是非常有难度的。

中国现在高楼大厦越来越多，社会繁荣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大家可能都有这种感受，我们现在不管哪个阶层，都有一种焦虑感，这恰是我们生活幸福指数不高的表现。幸福的指标不完全是物质能满足的。

幸福不仅在于高楼更需文化支撑

谈到幸福感，赵林举例说：“我在西方感受最深的就是蓝天白云。在中国的大部分大城市，都已经看不到蓝天白云了。”他说，西方人开玩笑说，过去我们西方有高楼大厦，你们有蓝天白云，现在你们有高楼大厦，但是没有蓝天白云了。这同样也说明一个幸福的问题，幸福不仅在于高楼大厦，而在于能更多地享受空气和阳光。再比如，希腊虽然有债务危机，都快破产了，可是仍然不影响希腊人怡然自得地在爱琴海边喝咖啡，这也是有一定的文化心理积淀作为支撑的。

赵林指出，文化有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中国在物质层面已很高了，制度方面的改革也在稳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难度却很大。尤其在经济大潮、全球化、消费文化的冲击下，要重新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精神文化是相当困难的。

现在各地都在搞文化建设，但是，最糟糕的就是想让文化建设立竿见影。文化是软的，是潜移默化渗透的。文化最重要的功能不在于用它改造世界，而是改造自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改造世界的，人文学科（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是改变自己的心灵，提高审美品位，扩大历史视野，加深哲学思考的能力和对人生奥秘的品悟。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会对世界有什么样的认识。有人贫穷，就活不下去，有人则会贫而乐，这种主观的改变，就靠人文学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文化建设很重要。

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

赵林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的研究，对中西文化如数家珍，他深入浅出地梳理和比较了中西文化几千年的源流传统和发展变革。

他说，中国文化从夏代开始，至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而西方文化从克里特文化算起，至今也有4500年。这两个文化都是源远流长的。

中国从西汉以来，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伦理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以基督教文化为主脉的。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基本模式，就是“以夏变夷”，即以华夏的文化来改变、同化“蛮夷”的文化。外来民族或外来文化想在中国站稳脚跟，就必须以华夏文化或儒家文化为支柱。这种基本模式导致了中国文化形态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而西方文化则完全不同，西方文化至少有希腊、罗马、基督教三种传统。在近代，三种文化形成融合。既有希腊文化对人性的尊重，对知识的追求；又有罗马文化对功利的向往，对世俗的热爱；也有基督教文化的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和对理想境界的向往。这是近代西方文化重新崛起的主要原因。

谈到中西文化基本精神的不同，赵林分析说，中国相对关注人与人的关系，西方最重要的是人和神的关系，其次才是人与人的关系。

儒家文化关注的是现实。仁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仁，就是爱人，就是恻隐之心。礼，是对崇高的东西的敬畏之心。目前社会风气败坏的原因就是许多人什么都不怕。他认为，“文革”最坏的影响就是使中国人什么都不怕。改革开放虽然经济发展了，但又导致我们唯利是图。目前食品安全是个大问题，三聚氰胺、毒大米、地沟油层出不穷，也是因为商人什么都不怕，没有了敬畏心，什么都敢干。所以城市文明建设很重要。

崛起进程中不能让心灵浮躁

对前不久发生的小悦悦事件，赵林认为，解决此类事件不能靠法。道德是法的基础，道德树立不起来，不是法制不健全，而是有法不依。道德的根基是内心的自律，是信仰。我们可以不信神，但不可以没有信仰。

他认为，民族文化的提升和道德建设中，神圣和崇高的教育很重要。我们现在特别注重外在的东西，太少注重内在的东西，注重人们的道德修养，而这恰是我们这个急躁的社会最需要的。在崛起中不能让心灵也浮躁起来。

“文化才是民族崛起的根源，是使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广州提出走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很有意义。”赵林指出，现在，经济、政治体制的变革虽然重要，但根本上的长远之计是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