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兮归来小川绅介

2012年02月08日 06:27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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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川与团队在拍摄“三里塚”系列时种植花生。

一个最原始的动机，就是我反复强调的，经由拍电影的人来描写人的心灵。在描写心灵的同时，和生活在同时代的人们共同分享光明，分享和苦难斗争的勇气，分享活着的乐趣和活下去的美好……还要把这些都真实地告诉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什么样子。我认为这是我们每个纪录片工作者的使命，这个使命我们是从一块稻田里发现的。——小川绅介

汤祯兆

2012年2月7日是小川绅介逝世20周年的纪念日，而事实上对小川绅介的追思怀念，早已于去年开始铺陈。香港方面，由影意志策划的“香港独立电影节11-12”，在去年年底已组织放映小川绅介的回顾影展及专题讲座，踏入2012年仍保持每月一出的节奏与影迷分享（1月为《古屋敷村》，2月为《满山红柿》），更值得高兴的是2012年的香港国际电影节，亦已落实会放映较少曝光的《压制的森林·高崎经济大学斗争纪录》，我认为一切并非为回顾而回顾的举动，而是小川绅介的纪录片确于眼前的时空别具意义。

社会纪录的蓝本

就由香港出发言说，近年因为香港贫富悬殊日趋严重（吉尼系数“勇夺”世界第一），社会上对地产霸权乃至官商勾结的怨气溢于言表，于是反过来兴起了保育文物乡土，以及本土意识勃兴的社会意识。利用镜头去记录抗争，大抵是所有参与纪录片工作者的原始诱惑，以卢镇业的《那年春夏．之后》（2011）为例，香港年轻纪录片导演把自2010年始的多场社会运动捕捉下来，由元旦游行至包围礼宾府又或是中文大学，到守护菜园村以及堵路占领中环等，影像的躁动不言而喻。就如小川绅介出道之时，关心的也是1960年代的日本学生运动。《压制的森林·高崎经济大学斗争纪录》（1967）记录的正好是1967年高崎经济大学的学生斗争运动。高崎经济大学原是短大（2年制短期大学，介于学术学习与技能学习之间），1958年改组为单科大学。自此之后，市长及市议会透过权力，每年把最少100人左右以人事关系荐入校园。1965年教授把循此路入学的人定为不合格，市长介入威迫，学生自治会发动抗争，事件最终以8人被退学，60人被处分告终。导演直言高崎大此类二流大学不比早稻田大学，高崎的权力集中在官方手上，更能反映出问题的核心所在。

每个年代或多或少都有所属时空的社会动荡风潮，小川作品提醒纪录者必须较运动者更清醒百倍，时刻对自己身处的位置及角色有所反省，在学运波澜起伏中挑选既非精英学生，同时更属二流大学的对象，先天上已清楚知晓一切终将远离舆论的关注焦点，但也正因为从备受忽视的角落出发，加上本质上对运动中弱势社群的关注同情，于是更能精准揭示权力系统的暴戾强横。纪录片从来不可能一蹴即就，不是拿着摄影机上街拍下的街头运动断章就是作品，小川绅介的作品于此时此刻正好涵蕴丰硕的参考意义。

由抗争对回归土地

事实上，近年在不少华语地区均或多或少掀起一定的纪录片风潮，其中尤以台湾为甚。当香港有为年轻舞者而发的《我们在跳舞》（2011），澳门有纪录渔民生活的《时光机》（2011），台湾早已有《翻滚吧！！男孩》（2005）、《无米乐》（2005）、《奇迹的夏天》（2006）及《宝岛曼波》（2007）等的辉煌前绩，而后继的《日落大梦》（2011）借追寻父亲的根源从而为身陷夕阳期的中小企业发声，《牵阮的手》（2010，《无米乐》导演新作）,更为投身民运老前辈的忘年恋立碑，以上种种均抱持直视以及回省城市或乡土本质根源的热忱，而这正好是小川绅介所走过的道路。

只不过小川绅介的步履远较我们坚实得多。他用十数年时间才完成的《古屋敷村》（1982）及《牧野村千年物语》（1986），早已成为纪录片的神话，也是我们衡量一个纪录片导演的专注度及专业操守的基石指标。他由记录抗争到去亲身种米从而去认识记录对象的山区，充分说明纪录片由事件出发的肇端不过是生手所为，一旦投入下去便需要从头学习。你看看《古屋敷村》中拼命认真的程度——面对前半部分解释稻米失收的探究部分，那些手作业式锲而不舍的化学／地理解说，谁可以不肃然起敬！

当然，任何伟人都不可能讨得全世界的欢心，四方田犬彦在《日本电影与战后的神话》便批评小川对农村的纪录是一种乌托邦式想象，甚至直言这种想象与小川来自东京的城市出身背景有关。我认为不需要执著于这种为反而反的异见，对土地对乡民选取什么角度纪录及呈现，只要不违反背离事实，便没有什么可非议，就好像小津安二郎的名言：“豆腐店要做炸猪排实在毫无道理。”我信如是。

（作者系香港影评人及作家、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及传播学系讲师，著有《讲演日本映画》等）